第15章
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
1978—1982
邓小平推进经济现代化时喜欢讲“摸着石头过河”。其实，以往50年的经历已经使他对如何过这条特别的河形成了若干信条。其中之一便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邓小平看来，戈尔巴乔夫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分明是误入歧途，因为“他将失去解决经济问题的权力。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人民会把他撤职的”。 注释 这是1990 年底邓质方对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贸易参赞（1989–1992）Timothy Stratford （夏尊恩）说的话。 邓小平喜欢成功，而且对如何使中国取得成功持有独到的见解。他要中国人学习世界上所有的成功经验，不管它们来自什么制度、发生在什么地方。他要掌握国内的真实情况，不想听“大跃进”时期那种造成严重问题的浮夸报告。他认为人需要物质刺激，需要看到实实在在的进步才能保持干劲。他坚信，经济繁荣靠的是竞争，不但追求利润的经济生产者和商人如此，希望为当地带来进步的干部也是如此。
邓小平明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十分复杂，他也知道自己缺乏研究全部细节的耐心。他本人在经济事务上不是战略高手，不像在外交和军事领域那样——在外交和军事领域，他固然会征求多方意见以掌握当前形势，也会阅读专家报告，但是他自己就能把问题吃透，无须依靠他人而能运筹帷幄。但是在经济问题上，他需要有人充当中国的战略家——核查细节、确定问题、提出和评估不同的选择、设计可能的行动路线。对于这些重要的职能，他先是依靠陈云，后来依靠赵紫阳，但他保留着最后拍板的权力。他通过平衡经济及其他考量，解决重大经济问题上的政治分歧。他还承担着向公众解释经济政策的责任。
建设派和平衡派，1978—1981
1978年12月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时，刚刚回到最高领导层的陈云提醒人们注意经济中的潜在危险：经济增长的前景难以把握、预算失衡、购买外国技术远远超出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支付能力。在这个充满未知数的新时期，许多领导人都试图为经济出谋划策，各种意见众说纷纭。不过，当最高领导层汇总各种观点时，不同的意见逐渐形成了对立的两极。一方以建设派（the builders）为中心，他们热衷于引进新的工厂和基建项目；另一方以陈云为首，可以称为平衡派（the balancers） 注 the buildersthe balancers 谨慎的平衡派集中在财政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和各大银行。 ，他们行事谨慎，力求资源能被用于所有国家重点项目。
从1977年开始，一些建设派领导人着手选择可供引进的外国工厂，使其在中国安家落户。随着经济的开放，这些项目负责人利用1950年代中国引进苏联新型工业和建设项目的经验，从日本和西方寻找各种方案。建设派看到日本和“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采用西方技术建设新设施，取得了世界上最快的增长率，也想如法炮制。1978年谷牧访欧之后，引进外国工厂的呼声越来越高，上层干部，主要是主管工业和交通运输的部委，在那些想使项目落户当地的地方干部的支持下，列出了未来几年希望获得的各类工厂项目的清单，然后派干部去欧洲选择可以提供技术和资金的合作伙伴。
与其他国家处在同等位置的人相似，主管财政的官员把平衡预算、确保有足够的外汇偿还外债、控制通货膨胀等视为自己的责任。在制定经济计划时，他们尽力保证重点经济领域能够得到必要的原料、技术和人力，保证消费品不至于短缺。 注释 关于平衡派（the balancevs ）和建设派（the builders ）之间的分歧，可参见陈志凌：《姚依林》，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研究室编：《中共党史人物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72 辑，第1–120 页。
和华国锋一样，邓小平内心里属于希望看到快速进步的建设派。他喜欢项目管理者，因为他们能在逆境中完成重大项目，让人看到切实的进步。
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时，最著名的项目管理者群体是从1950年代开始就在一起共事的“石油帮”，邓小平在1952年到1966年担任分管能源和重工业发展的副总理时曾与他们亲密合作。“石油帮”的头号人物余秋里因领导开发大庆油田而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但他在“文革”中被打成“邓派”成员。 注释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45. 1975年邓小平负责国务院工作时，余秋里继续被任命为国家计委主任。毛去世后余秋里继续担任这一职务，华国锋也是依靠他领导从国外进口工厂设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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