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余秋里和其他项目管理者面对着巨大的困难。在发达的经济体中，新项目的管理者可以依靠别人提供必要的设备和基础设施，而中国的项目管理者必须自行应付未经训练的工人、设备缺陷、零部件短缺、能源不足和所需供应拖延等各种问题。成功的项目管理者都是集奉献、坚毅和机智于一身，能够应付各种难以预料的问题的人。
毛泽东去世后，随着华国锋开始推动经济发展，项目管理者的工作量骤增。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和其他相关部委的干部忙得团团转，他们要确定优先引进的技术、与国外公司谈判、为工厂选址、计算所需原材料的数量、做出运输和人事上的安排。此外，很多干部是在“文革”离职多年后刚返回工作岗位的，而邓小平在1975年启动的整顿和选拔新领导班子的工作尚未完成，因此他们仍然要在政治斗争中与那些“文革”时提拔起来的大势已去的无能干部周旋。自毛去世后，以余秋里为首的项目管理者就开始仓促地编制打算引进的技术清单，他们确实无暇认真分析引进工厂并使之运转所必需的步骤。
毛去世后不到一年半，华国锋不顾平衡派提出的问题，根据余秋里等项目管理者开列的清单，向五届全国人大提交了大约120个大型建设项目的清单。 注释 Dorothy J. Solinger,“The Fifth National People’sCongress and the Process of Policy Making:Reform, Readjustment, and the Opposition,”Asian Survey 22, no. 12 (December 1982):1238–1275; Hua Kuo-Feng,“Unite and Strive to Build a Modern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Peking Review 21, no. 10 (March 10, 1978):24–26. 这些项目预计需要124亿美元，超过中国全年的出口总值。华国锋宣布，这个计划要求每年经济增长率在10% 以上。 注释 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上册，第773 页；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67; Thomas Rawski,“Reforming China’sEconomy:What Have We Learned?”The China Journal, no. 41 (January 1999):139–156. 他在1978年2月称，这些计划符合他的十年规划。这个规划也可视为邓小平1975年所提规划的一个自然结果。 注释 汉语的“规划”一词不同于“计划”，虽然两个词通常都翻译成“plan”。“规划”只提出目标，类似于日本通商省的“规划”。五年计划或年度计划不同于“规划”，它具体规定投入的来源以及资金和资源的具体用途。十年规划是由国家计委一个单独的部门制定的。
华国锋交给余秋里的一项具体任务是开发新油田，以期从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高油价机会中获利。华国锋的设想是，生产更多的石油，通过出口石油赚取外汇，支付全部进口项目。然而事与愿违，尽管付出了艰苦的钻探努力，并没有发现新的大油田。
在选择和引进项目的热潮中，各部委和地方官员的项目意向清单，很快就成了与外国公司签订合同的基础。后来批评华国锋的人说他是在搞“洋跃进”——向部下施压，仓促上马各种计划，想通过显示他所带来的经济进步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的支持者则反驳说，华国锋是在困难条件下尽心尽力，加紧为中国建立现代工业。
邓小平完全支持余秋里，且和他同样热衷于引进外国工厂。1978年中，平衡派无力抵挡进口现代项目的热潮，转而向陈云寻求支持，尽管陈云当时还不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经济工作务虚会召开3周之后，未被邀请到会的陈云给李先念写信，表达了他对过分热衷于向外国借钱和引进工厂的一些同志的担忧。在他看来，他们没有首先保证中国能够提供落实这些计划所必需的训练有素的人力、基础设施和配套工业。陈云建议扩大务虚会的范围，使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充分讨论。然而，会议的组织者并不想这样做。在当时，关于国家未来是否会具有对那些计划中的新项目的偿付能力，人们普遍持乐观估计，陈云是唯一对此提出公开质疑的高层领导人。 注释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pp. 70–71. 1978年12月，当党内高层依赖邓小平提供全面领导并具体主管外交和军事事务时，他们依赖陈云提供高层人事问题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领导。他们相信，陈云能一如既往地提供最好的经济建议，他是新时期领导经济工作的头脑最清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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