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韩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
答：因为他想清楚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善、有恶。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想一想。想不清这一点，就回答不了前面的问题。
问：怎么想？
答：问动机呀！请问，有人作恶，是因为他们有此嗜好吗？当然不是。那么，反过来也一样。有人做好事，也不因为他们喜欢行善。
问：怎么就不会有人喜欢行善呢？
答：因为按照辩证法，有人喜欢行善，就有人喜欢作恶。这样一来，我们又得再问，同样是人，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行善，有人喜欢作恶呢？
问：天性。解释为天性，不行吗？
答：不行。人，都是一样的。人性，也都是一样的。不一样，就不能叫“人性”。因此，人的天性，要么像孟子说的那样，是“向善”的；要么像韩非说的那样，是“本恶”的。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一部分人“天性向善”，另一部分人“天性嗜恶”。
问：荀子不是说人性有善有恶吗？
答：那是指同一个人，不是指不同的人。也就是说，在同一个人身上，既有善，也有恶。所以，同一个人，可能会有时候行善，有时候作恶。这又反过来说明，作恶和行善，决不是天性使然，不是某些人天生喜欢行善，某些人天生喜欢作恶。
问：那是什么？
答：利害使然。韩非说：“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也就是说，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利之所至，趋之若鹜；害之所加，则避之唯恐不及。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利害关系不大，或许还能讲点道德，守点规矩。一旦诱惑无法抵御，或者危害难以承受，恐怕就顾不上什么道德不道德，甚至法令不法令了。
问：有证据吗？
答：有，韩非就讲过这样的故事。这故事说，楚成王先是立商臣（也就是后来的楚穆王）为太子，后来又打算改立他人。商臣就去找自己的老师潘崇，问应该怎么办。潘崇问，你能接受事实吗？商臣说，不能。潘崇又问，你能出国避难吗？商臣又说，不能。潘崇再问，你能发动政变吗？商臣说，能。结果商臣带兵逼宫，请他老爸上吊自杀了。这个商臣，岂能不知“杀父弑君”是“罪大恶极”？当然知道。但是利害关系太大，也就只好对不起。
问：做好事，也是出于利害关系吗？
答：在韩非看来也是。地主给长工送饭，长工帮地主干活，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自己嘛！只不过立场不同，价值判断就不同。对于长工来说是“善”的（比如送饭），对于地主来说却是“利”。反过来也一样。由此可见，利害与善恶，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说法。在己为利害，在人为善恶，如此而已。硬要讲道德，也只能说，利人利己是善，损人利己是恶。但不论善恶，总归要利己。
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呢？
答：我们认为，这个可以有。韩非认为，这个真没有。
问：于己有利，才做好事？
答：是啊！在韩非看来，人不为己，谁肯早起？所以，要鼓励人们做好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好人有好报。要防止人们做坏事，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恶行有严惩。
问：明白了，还是赏罚二柄。
答：没错。所以，就算要进行道德教育，也得把利害关系说清楚了。要告诉大家，做好事其实对自己有利，做坏事其实对自己不利。因为你帮别人，别人也会帮你。你害别人，别人也会害你。是得到祸害好呢，还是得到帮助更合算，诸位自己想吧！
问：这话我怎么听着耳熟啊？是墨子的观点吧？
答：正是。讲功利，讲实惠，承认趋利避害的合理性，是墨家和法家的共同之处。不同的是，墨子以利害说道德，韩非以利害说制度。也就是说，在墨子看来，正因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所以要讲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你也不讲道德，我也不讲道德，人人损人利己，结果是大家都受损害。相反，如果都讲道德呢？人人都能得到爱和帮助，包括你自己。
问：这不是很对吗？法家为什么不赞成呢？
答：因为墨子所说，不过道理。道理，谁信呀？还是得动真格的。或者说，必须让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好人有好报，恶行有严惩。谁能保证这一点？制度。
问：制度就那么可靠吗？
答：也有靠不住的时候。韩非自己讲的一个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这故事说，伍子胥逃出楚国，被守关的官吏捕获。伍子胥说，大王之所以通缉我，是因为我有一颗宝贵的珍珠。不过这颗珍珠现在已经丢了。你要是把我送到大王那里去，大王问起来，我就说珍珠被你私吞，你看着办吧！结果那守关之吏把伍子胥放了。按说，楚国也是有刑法和制度的吧，怎么不起作用了呢？道理很简单，再完善的制度，也要由人来执行。所以，只有“良法”，没有“好人”，天下还是不能太平。如果只讲制度，不讲道德，那就还会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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