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脸不黑的，姓周的老师的最有能耐的一个特点就是会挖苦人，如果你考试成绩不理想，他既不打你，也不骂你，但是很会冷嘲热讽你，让你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如果山里的土地太硬，找不到地缝，老鼠洞也可以。所以，我们的头顶上悬着的，不是达摩克利斯之剑，而是周老师之嘴，两者一样的锋利，只是形状有些不同；另外，一个要的是命，另一个割的是心。
也不知道周老师怎么琢磨的，他居然从全班五十几个人中抽三个人去参加全市的数学竞赛，更为糟糕的是，名单里居然有我！天哪，我至今认为，这是我20世纪遇到的最为离奇、最为黑暗，也最为悲哀的事情，堪比中世纪的黑暗。如果中世纪的黑暗是因为宗教，那么现在则很可能是因为这个称为教育这个劳什子，有时候会青面獠牙地折磨人，这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他的选择的。
我也尝试着从周老师的角度看，我估计周老师后来弃教从政应该和这个选择有关，因为他不能识别出数学真正拔尖的学生，而只能搞群众运动，结果证明我的推断是对的，他后来眼看转正无望（就是变成“端铁饭碗”的老师），当上了行政村的书记，然而再也没办法往上走了，你想想，他选的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选错了的。这样的概率，这样的眼光，意味着他的管理能力和对重要精英人物的嗅觉是致命的缺陷，怎么可能能管好比一个行政村更广阔的天地呢？
去乡里参加抽考的那天早晨，漫天大雾，老天爷似乎以这样的开场预示着开局不利而当时的我虽然觉得参加数学竞赛有点心虚和忐忑，却还是硬着头皮往前冲，这样类似的际遇在后来的生活中也不是很少见，生活从来由不得你我，而更多地取决于现实的需要。天蒙蒙亮的时候，我母亲就起床，给我炒了个菜籽油炒米饭，我吃了后，就往学校跑。路上的雾不是一般的重，充斥着大自然的每一片毛孔，且凝重得化不开，向是横呈在我眼前的一堵白墙，人走进那片雾里，像是陷进了没有质感的棉花阵里。漫山遍野一片白，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远近处从里到外全是这些白白且潮湿的感觉。我顾不了那么多了，一头钻进了雾里，脚下的田埂路扭曲着蜿蜒向前延伸，我完全看不到两米以外的地方。这时，我猛然想起村里的老人们常说，对面林场山上的狼会在大雾天到村子里来偷牲口。而且，人有人道，狼有狼路，它们在两边山穿行的必经之路正好横穿我们的上学路，而且我大约知道这个狼道的位置在哪，顿时我的心里像是村戏里花旦上台时咚咚锵锵的鼓，一直敲个不停。农村的孩子上学，家长是不送的，我也习惯性地没让家长送。从那以后，我敢一个人走无论多么晚的夜路，无论多么犄角旮旯的夜路，我练出来了。
现在看来，我当天的行走路线安排实在是滑稽的。学校在离我家约四里地的地方，也在离乡里我们竞赛考试的中心小学约8里路的地方，而我的家离中心小学大约6里路。这样，我的学校、乡中心小学、还有我的家就组成了个三角形，而我要按学校的组织先步行到学校，再从学校到乡里。因为这是一次有组织的竞赛，那就要跟着组织走，带队的就是我们的数学老师。现在看起来，听话的学生不一定是好学生，一个明显的例证就在于此。现在，我告诉我的女儿，你不要太听话，可是，当她真的不那么听话时，我又啰嗦她，哎，这是逻辑的悲哀，还是我的悲哀？我也不知道，你如果知道麻烦立即告诉我。到了学校后，我们一行四人沿着那条土公路，往乡里中心小学走。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没坐车？其实我也想问，只不过当时不知道问，因为我们的默认出行方式就是靠两条腿，连我们老师都没有自行车，何况我们。当然，这样的通行方式对我们的好处就是，步行对当时的我们来说从来就不是问题；另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肺活量非常地大，这在多年以后，我们在上海歌城卡拉OK时，有很多人领略了我的底气和男高音的功力，什么刘欢，韩红，斯琴格日乐，一一拿下，我也乐此不疲，让他们打心眼里承认，山里出来的，除了有狼，还有我。
我们到了乡中心小学的考场，掏出准考证，放到课桌的右上角，一抬头，发现今天的监考老师一个个面目可憎，凶神恶煞一样，不知道他们是按照什么标准、怎么被挑出来的，这么像是寺庙里的韦陀，或者钟馗的竖像。我们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一个个趴在桌上，像是在等待蚊子飞过来的壁虎，只是我们伸出来的舌头是由于受到惊吓，不是要捕食。
考完后，我很快将这次考试置之脑后了，日子照旧，阳光照样地灿烂，仿佛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然而，有一天下午的自习课上，周老师黑着脸，快步走到到班上，也不讲话，随手掐起个粉笔头，奋力在黑板上一行行写着：
周国华 51
金松友 42
张二宝
写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环顾班级四周，确认我像往常一样坐在班里后，在我的名字旁边，写上了一个大大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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