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刚才说到我的上学吧，对，我们的话题走了会儿岔路，建议您还是别介意，人生本来就有很多岔路，不只这这篇文章。到了这个四里地外的学校，我还是从二年级开始读，原因是我爸觉得我这样老是被转学成绩好不到那里去，瞧瞧，岔路向来是直接动真格的，没有预告并且由不得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不是你在走岔路，而是岔路在走你。
这次的班主任是个女的，叫李菊芳，大约二十几岁，1米6几的个子，冬天时穿一件枣红色的薄棉袄，两腮红红的，像苹果一样，我当时没见过什么书上说的那些好看的花儿的实物，凭直觉，那模样和气质像极了我们家地里的山茶花，淡雅，不施粉黛。还有成熟得桑葚一样乌黑色的长发在脑后扎成了一个髻，脸上一直挂着不经意的微笑。在我的记忆里，她好像从没打骂过人，她的家庭在我们的心目中一直是个谜，我们不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会在我们这个农村小学当老师，应该是在《少年文艺》里面的女主角阿姨才对。后来，我们知道她的先生就是那个校长，带我们看日全食的校长。她是民办老师，而校长是吃公家饭的，这样的端铁饭碗的老师在全校教一到五年级的老师队伍里只有他一个。校长只教副课，比如自然。而其他老师则教语文，数学；李菊芳老师就教我们语文、图画（现在称之为美术）、唱歌，是我们的班主任；到了四年级，还教我们几何。我们一个年级有两个班，所以，我有点搞不懂的是，现在我女儿的学校为什么有那么多老师，她在二、三年级里，已经要面对八个老师，而且主课老师每年换一茬，让我感到莫大的交际压力，我干脆就不和他们交往，一帮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屁都不懂，除了训人。
我最感兴趣的课就是唱歌了，李老师教我们唱《小燕子》、《妈妈的吻》、《小草》等一些到现在我还会唱的歌，她拿一根长戒尺，边唱边拿着戒尺的一端在黑板上敲打着拍子，眼睛看着我们，先是一句句地教，再到一段一段，然后全部。这些歌是温馨的，特别是唱《妈妈的吻》时，我看到李老师眼睛里的柔软和母性的光辉。
这个时候，家里帮我请村里的木匠自制了一个课桌，形状类似于家里的条桌。这样，我的课桌就放在第一排正中间的位置，兼做老师的讲台。这让我离老师很近，就是名副其实地活动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有一次，我们上自习课，李老师站在讲台上，低着头，微曲着上半身，在我的桌子上批改作业，这张长桌子，变成她用一半，我用一半。我抬起头，见她站着，就把我坐的长条凳从桌肚下穿过去，示意让她坐那一头，我坐这一头。没料到，她显然是激感动了，问我：“你当我的儿子，好不好？”我立即羞得脸红到了脖子，幸亏大家在上自习，各念各的书，大部分人没听到。我怔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接着说：“回去和你妈妈说一下，她同意就行了”，说完眼神满怀期待地看着我。我不敢作声，紧张，害羞，局促，这是一个我从没遇到过的命题，我不知道怎么求解，我不知道有没有标准答案。是啊，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世界上有的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甚至是没有答案的，类似的问题会一个接一个，组合起来就是我们的人生。我在随后的大约五分钟里大脑都是一片空白，手足无措，脸色通红，心跳加速，甚至有点微汗。可是这样的问话，还是被我的邻桌，一个叫孔德宝的同村同学听去了，他”扑哧”一下笑出声来，我扭头看了他一眼，随即埋下头来，再朝我李老师带着羞涩地笑了笑。
放学到家后，我和母亲说了这件事，她笑了笑，随口说行。这一天的日子就这么过去了，我第二天，第三天上学还是一样，李老师和我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只是有时候下大雨了，她就叫我上她家吃午饭。她家住在学校里的两间屋子，家里很整洁，很引人注目的是墙上挂着一把汽枪，这是她的先生，我们的校长在傍晚或周末到山上打鸟用的，那时候还没有所谓持枪证的说法，更没有禁猎的规定，或者有，反正我们山区根本就不知道。我于是在她家吃到了麻雀，鹁鸪，喜鹊等鸟类，这是我的那些同伴们所不能享受到的”待遇”。于是，渐渐地，凭着班主任老师的喜爱，我在同学们间的威望开始高了起来，加上学习成绩还可以，当上了（1）班班长。这样的好处是，在女同学跳绳、踢毽子时，我可以去捣乱，虽然自己不会玩这些女同学们擅长的游戏，但她们可能是因为害怕老师，不敢朝我发火；其实我也怕老师，只不过我从不告诉她我在女同学们面前的耀武扬威，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知不知道这件事。所以，多年以后，在电视上看到有一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在讨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时，我坚定地认为人性是本恶的。例子就是我自己当初的张牙舞爪，在那么小的年纪，就知道凭借着老师的宠爱而为非作歹。这样，我知道了自己从来就不是个好东西，至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家还不是恶霸地主呢，我都敢这样。当然，成年之后，我淳厚的内心倒是希望女同学们的不计较和谦让有另一种更加人性化的解释，那就是女孩子通常比男孩子懂事，不和我们几个调皮捣蛋的同学计较，就像有一个理论说的，女人之看男人的眼光，就如人类之看猩猩的眼光，不是进化论中的同一梯队，阿弥陀佛，若果真如此，此心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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