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张和共产党
蒋总司令在西安蒙难的经过，已由总司令本人这样一个权威人士在他妩媚的夫人蒋宋美龄的得力合作下写了出来。 凡是没有读到过他们这本叙述中国历史转折点的这一插曲的引人入胜的书的，笔者竭诚奉劝一读。我不知道近代还有什么别的文件比它更加扣人心弦，更加富有戏剧性了，而且也不知道有什么文件，能够为对中国有所了解的读者，把中国的统治者的性格和心理集中在这么分明、这么生动的焦距上。
因此，这里所提供的事实，浅意只是作为这位行政院长兼总司令及其勇敢多才的夫人的大作的些微补充。他们认为西安事变是个暴行，有损于他们感情极其激动地口口声声要实现的个人使命，因此给我们提供了这部关于他们经历的主观记述。但是由于这些事件严重地危及他们自己的生命，自然使他们极其谨慎克制，如果是在私下，他们大概会第一个承认，由于政治的原因，由于必须保持所处职位的尊严，他们不得不把许多有价值的材料略而不提。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中国人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的民族，大多数中国人评断西安事变基本上不涉及伦理道德观念。中国历史上当然充满了类似的事件，特别是在描写封建斗争的旧小说中，这是中国将领几乎每个都背得滚瓜烂熟的。而且近代的先例也不少。一九二四年，“基督将军”冯玉祥把当时的中国大总统曹锟逮捕幽禁，强迫他接受他的政治要求。冯玉祥在公众心目中的人望迅速上升。他今天是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最近的其他例子是蒋介石本人提供的。他在不久以前“扣留”了已故的胡汉民，后者是他的“把兄”、国民党中的长辈和劲敌。另一个例子是绑架李济深将军。蒋介石把他扣留在南京一直到把他的政治势力搞垮为止。
其次，必须记住中国还不是个民主国家，在政治斗争中常常恢复到纯封建手段。在报纸遭到完全控制，人民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人人都知道要向南京进言或者改变它的政策，只有一个有效办法，那就是武装示威，即中国人所说的“兵谏”，这是中国政治斗争中公认的一种手段。把感情暂且撇在一边不说，可以认为张学良对独裁政权头子采取直接行动，是选择了最人道的、最直接的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花的生命损失最少，流血最少。不错，这是一种封建的方法，但是张少帅要对付的人物是一个凭直觉就能了解他自己在半封建政治中的枢纽作用的人物。他的行动是根据极端现实主义来考虑的，今天一般人都认为，这一行动的客观历史效果是进步的。
但是蒋介石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有过严重危险呢？
看来是如此。不过危险不是来自张少帅，也不是来自共产党。有可能来自杨虎城。但是最可肯定的还是来自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少壮派军官，来自有着不满情绪的桀骜不驯的士兵，来自有组织和武装起来的群众，他们都要求在如何处理总司令的问题上要有发言权。少壮派军官通过决议，要求公审“卖国贼”蒋介石和他的僚属。部队的情绪肯定是赞成把总司令干掉的。奇怪的是，如今却要由共产党人来说服他们饶他一命!
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政策始终没有明确地解释过。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为了要报蒋介石对他们进行十年无情战争之仇，现在一定会得意扬扬要求把他处死的。许多人认为，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与东北军和西北军勾结，大大地扩大自己的地盘，与南京进行新的争夺政权的大决斗。实际上他们一点也没有这么做，他们不仅力主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而且还主张由他回到南京去担任领导。甚至蒋介石夫人也写道：“同外界看法恰巧相反，他们（共产党）并不想扣留总司令。”但是为什么不想扣留他呢？
上文经常提到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南京建立民主的政体。这些口号是绝对诚实的，原因很简单：这些口号符合一切客观条件迫使共产党采取的战略的内在因素。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总之，在一切方面，他们都真正需要和平，真正需要一个代议制的、多方面参加的民主政体，来实现他们当前的目标。他们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民主政体，是唯一令人满意的结构，可以团结整个民族，对日本进行反帝斗争，谋求独立。而且他们充分相信，必须先有这一斗争，然后才谈得上进一步努力在中国实现社会革命，它们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前者必须同时带动后者。他们通过切身经验了解到，在势必要灭亡整个民族的外国威胁面前，继续进行革命战争不但会进一步削弱全民族的抗战力量，而且也会随之埋葬革命本身的潜在力量。
毛泽东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是国际社会主义胜利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打败帝国主义意味着摧毁帝国主义最强大的一个根据地。如果中国赢得了独立，世界革命就会非常迅速地发展。如果我国遭到敌人的征服，我们就丧失一切。对于一个被剥夺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务不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被剥夺了一个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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