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基本上就是根据这一论述，甚至在蒋介石被俘以前，共产党人就向国民党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建议。在危机期间，他们始终坚持他们的“路线”，这种坚定性令人惊讶，而且他们的冷静客观态度在中国的极度个人化的政治中是罕见的。尽管客观情况显然向他们提供了许多引诱，他们还是表现出党的纪律，凡是公正的观察家，一定会有很深刻的印象。从一开始，他们就看到了，西安事变对他们的中心意义就是有了表示他们提出统一战线纲领具有诚意的机会。他们同逮捕蒋介石没有关系，他们同全国一样感到意外。但是他们对于逮捕的结局却起了不少作用。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在听到了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支持八点纲领和参加联合抗日军事委员会。不久以后他们就发表通电， 表示相信“西安领袖此次行动出诸爱国热诚，希望迅速制定立即抗日的国策”。通电强烈谴责何应钦的讨伐，宣称“如发动内战，全国就会陷入大乱，日本强盗就会利用这个机会侵略我国，亡国奴的命运难逃”。为了要争取和平解决，共产党要求在不打仗的基础上开始谈判和召开各党派和平会议，讨论全国联合抗日的纲领。该电明确表明了张少帅请到西安去的共方代表要遵循的政策——在整个事变期间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为他在政治上出主意。
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一到以后就去见了蒋介石。 不难想象这次会见对总司令产生了什么效果。蒋介石当时身体犹弱，惊魂未定，据说见到周恩来——他原来的政治副手，曾经悬赏八万元要他首级——进了房间向他友好地打招呼，吓得脸色发白。他一定以为红军已经进了西安，要把他带去当俘虏了。这样一种恐惧也使蒋介石夫人的标致的脑袋不安过一阵子，因为她说，她“觉得目标（如果蒋介石被带出西安）一定在红军战线后面的某个地方”。
但是周恩来和张少帅两人都马上解除了总司令的疑惧，他们两人都承认他是总司令，坐下来向他解释共产党对民族危机的态度。蒋介石开始时沉默不语，态度僵硬冷淡，后来听着——这是他十年反共战争中的第一次——共产党的观点，态度才慢慢地缓和下来。在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之间，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举行了频繁的会谈。现在大家都已知道，蒋介石开始时甚至不愿讨论叛逆者的纲领。但是由于他不再受到亲信的包围，由于听到南京正在进行种种阴谋的消息，由于他对大规模内战的后果越来越担心，他不但开始比较相信当前俘虏他的人，而且也开始比较相信共产党人是真心反对内战，愿意在他本人的领导下协助和平统一全国，只要他提出一项积极武装抗日的政策。在这几次会谈中，也很可能讨论了最后成为南京和苏区休战基础的四点原则。
蒋介石在他自己的日记里自然没有记下这些讨论的详细情况，因为他的立场是——而且也不得不是如此——他从来没有为后来实现的和平进行过“讨价还价”。只能够“服从政府”。在张学良等人把他们的会谈经过的记录公布之前——鉴于目前的政治形势，这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大概是不可能的了——这两个星期会谈的全部内容是无法弄清楚的。但是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把十二日以后的事件的轮廓重述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端纳先生的到达西安，是在朝向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的第一步。这个澳大利亚人是总司令的“外国朋友”，他的非正式顾问，以前也为张学良担任过类似的角色。张少帅为什么邀请端纳而不邀请别人来亲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证他（蒋）的安全和舒适”？其中原因，对从侧面了解中国人的心理颇有帮助。张学良知道，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担负这样的使命，他说的话是没有人会相信的，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个外国人，由于是个“外人”，就可信了!
端纳于十五日回洛阳，打电话向南京提出报告。蒋介石还活着，受到很好的待遇。他还传出话来说，蒋介石派了蒋鼎文将军（他的被俘幕僚之一）带了一封亲笔信给南京的军政部和政府。这个消息大大加强了蒋夫人对付主战派的力量，因为她现在不仅有具体证据，证明她的丈夫还活着，而且有（除了战争以外的）“其他方法”，像端纳所说的那样。和平解决有了可能。
十八日那天，蒋鼎文将军带着总司令的信到达南京，此信命令军政部长何应钦停止“讨伐”。蒋鼎文将军还有一个偕同南京一些代表回西安的困难任务。作为“代表”的第一个人选，张学良自然提议孔祥熙博士、总司令的那个颏下垂肉重重的连襟，他当时不仅是财政部长，而且在蒋介石缺席期间，还是行政院代理院长兼国家首脑。孔博士表示犹豫推辞，因为“医生劝孔博士不要飞赴西安”，蒋夫人这么说。不过南京其他的人也劝他不要去，因为他一去就肯定地会被大家认为是开始正式谈判，何应钦将军坚持，为了政府的威信，这是必须避免的。因此，作为折中，蒋介石的妻舅、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留学的宋子文代替孔博士前去。宋子文属南京的开明分子，即国民党中所谓“欧美派”（他们极其反日，现在赞成统一战线运动），他在西安是个受欢迎人物，因此是最佳的调停人选。同宋子文飞西安的还有顾祝同将军，他是除了何应钦军政部长以外的南京将领中没有在政变中被俘的唯一重要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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