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小时候的事，我只记得一些零星的片段。
那些能大概理清的记忆里反反复复都是那几张面孔：老爸老妈，还有朱连和朱叔叔。
四岁时我在上小学，学过什么早就忘记了，倒是每星期去一次少年宫学习画画的日子让我记得很清楚，毕竟，我是在那里认识朱连的。
我记得，我先注意的不是朱连，而是她的爸爸。她的爸爸总是温和地笑着出现在少年宫，他用他宽厚的手牵着小朱连，蹦蹦跳跳的小朱连手中总是有各种各样、有着漂亮包装袋的零食。
朱连小的时候在少年宫学过书法，学过舞蹈，学过长笛，每次都只学了一个星期就不学了，她总是噘着嘴，对着她的爸爸撒娇：“爸爸，我不想学长笛了。”
“爸爸，我不想学书法了。”
“爸爸，我不要学钢琴。”
而朱连的爸爸唇角总是带着溺爱的微笑，牵着她走过一个又一个培训班。
那时，我是羡慕她的，对于父爱，我心里总是有一种深深的渴望。
我三岁的时候，父亲赶着下海做生意的大潮去了南方，一去就是十年，他在我童年的生活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
后来，朱连选择了学画画。虽然她是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但奇怪的是，只要摸上画笔，她就能安安静静地坐上两个小时不动。
于是我和她成了同学，一个画室里的同学，每个星期见一次，从小学一直到初中。
我和她很谈得来，有我们两个的地方总是热闹非凡，同学们都说我们俩是妖怪，我是妖，她是怪，我们俩绝配了。
冬天的时候我们会把画板搬到窗户边上，眯着眼睛将冻得通红的手拿出来晒一会儿太阳，她总把CD机的耳塞放一个在我耳朵里。我们俩并排坐着，晒着太阳，听着音乐，隐隐地能听到画笔在纸上发出的沙沙声。
春天的时候，我们会走出画室，爬上最高的屋顶，俯瞰下面的景观，然后在纸上胡乱涂鸦。朱连的画总是画得色彩很重，她总喜欢把全身都搞得脏兮兮的。
夏天的时候，朱连总是热衷于用水粉颜料调成各色的“果汁”，有一次她用柠檬黄调了一瓶“橙汁”出来，放在画室的玻璃杯里，满满一杯看上去很漂亮。朱连坏心眼儿地骗了一个刚进门的男孩儿喝了下去，男孩大概是太渴了，一杯“橙汁”喝了一大半才反应过来，他难受地吐了半天。老师发现后，立刻带着男孩儿去了市医院洗胃。
原来，所有的水粉颜料里，只有柠檬黄是有毒的。
那天是我第一次看见朱叔叔狠狠地骂朱连，朱连哭得很大声，哭得比任何一次撒娇时的表情都惹人心疼，可是朱叔叔却冷着脸，没有一点儿心软的意思。那样的朱叔叔成了我今后好些年评价男人的标准，我觉得男人就该那样。
初三的时候，我离开了这里，妈妈带着我去了爸爸在的城市。那时我还小，对于那个城市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只是偶尔会想念画室里的那个女孩儿。
那个女孩儿和她的父亲，是我童年里全部的记忆。
我觉得这世界真是奇妙。有些人就是注定有缘。
大一的时候，我又遇到了她。
那个晚上很热，我在蛋糕店打工，接我班的那个女生的家里出了点儿事，请我代她上三个小时。我答应了，在店里百无聊赖地等着顾客。
有个女孩儿推门进来。
女孩儿穿着白T恤和破旧的仔裤，绑着马尾。女孩儿的手半插在口袋里，俯身察看各类糕点。
“请问您是要面包还是蛋糕？”我迎过去问道。
女孩儿自顾地看柜台，不予理睬。
“建议您选择本店的蛋糕，本店的慕丝蛋糕是特色，当然……”我背着工作台词。
这时女孩儿突然抬起头盯着我，说：“我会自己看。”
我看着她惊讶地叫出了她的名字“朱连胜男”，我有些兴奋地问：“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就是在这里啊。”朱连好笑，反问我，“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在这里上大学，哦，”我像领悟到了什么似的，说，“你也是吗？你在哪所大学？”
“什么大学，”朱连无所谓地说，“聪明人不上大学。”
朱连说这话时手指插着裤袋靠着空调，她的漫不经心令我陡然地不快起来。局促间，我也不知该说什么，空气中充满了令人尴尬的沉默。
朱连随便挑了一款面包付了账，背对着我走向门口，扬声说：“我走了。”
“等一下。”我脱口而出。
朱连回过身看我，征询的神色。
我局促起来，支吾着：“朱连，你，为什么不上大学？”
朱连没料到我会这么问她，她的眼神暗了暗，随即笑道：“懒得上啊。”走到门口推开门，半个身子已走出门了，又回过头，冲我扬了扬手。我没缓过神来，看见朱连消失在门口，心底里蓦地有些怅然，也说不上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们不应该这么生疏。
童年的我们共享了那么多快乐，现在遇上了，为什么只有这么几句对白？
我有些恍惚，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追出门外，我抬头四处张望了一下，眼神定在了一个身影上，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无聊地拨弄着手上的面包，漫不经心地咬着，脸上愁容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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