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是观之，故知谲即信也，诡即忠也，夫谲诡之行乃忠信之本焉。
【译文】
有这样一种说法：“世上有一种诡诈，反而被认为是忠实诚信的。”这就是所谓通达变通的智慧。应该善于把握时机放手去做，而不要今日等明日，终成蹉跎。
孔子说：“君子讲大信，并不追求什么小信。”孔子还说：“对别人的诺言符合道义的话，就可以履行了。”由此看来，应当看重是不是合乎道义，不一定非要强调坚守诺言。天下之事真是微妙啊！如果该废止的不废止，那么该兴旺的也兴旺不起来。如果忠于此人，对那人而言便意味着不忠诚。这是无需证明的道理。由此可见，从这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忠诚，那么在那个人的角度就是奸诈了。那忠诚与奸诈又该如何界定和评判呢？我知道有这样的说法：臣子与君主的关系有公认的大义，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有明确的职分，这是几百代不变的大道理。因此，行忠义时，要看是否符合君臣之大义；行诚信时，要看是否符合上下级的职分。如果并没有在职分和大义上犯什么错误，那么即使使用一些诡谲的手段也是可以的。这个道理又该如何说明呢？
叶公曾对孔子说：“我家乡有个坦白直率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告发。”孔子则说道：“我家乡的坦白直率和你家乡不一样。我们那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才是真正的直率。”
楚国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于是晋国国君派解扬出使宋国，给宋国打气，让其不要投降楚国并告诉宋国：“晋国已全军出动，马上就要到了。”然而，在去宋国的途中，解扬途经郑国时被郑国俘获，献给了楚国。于是楚王用丰厚的财物收买解扬，让他传达相反的使命，解扬答应了。然而，待到解扬登上攻城的楼车，唤出宋国的人，传达的仍然是原先的使命，要宋国人坚守等待晋国大军。楚王大怒，要杀解扬，并派使者对他说：“你已经答应了我，却又违背了你的承诺，这是什么道理？这可不是我不讲信用，你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只好杀你的头了。”解扬答道：“我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君王能够制定并发布正确的命令就是义，臣子担当并贯彻执行君主的命令就是信。而且，臣子的信用必须以能够包含君主之义为前提，这样的话才于国家有利。因此臣子的一切计谋安排，都不能损害国家利益，如此来保卫自己的国家，这才是臣民的本分。国君发布命令时不能互相矛盾，同样，臣子执行时也不能心生二意。您用财物来收买我，表明您并不知晓这个道理。我从国君那里接受命令出使宋国，只有一死报国来完成使命，也不能让使命毁在我的手里，您又怎么能够用财富收买我呢？当时之所以假意答应您，是为了完成国君交给我的使命。如果牺牲自己能够完成使命，这是做臣子的福份啊。我们国君有诚信的臣子，我作为臣子又能够完成任务，这是死得其所，又有什么可求呢！”听了这番话后，楚王觉得很有道理，便放他回国。
韩非子说：“楚国有个直率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向官吏告发，于是楚国的宰相说道：‘一定要杀了他！’认为那样做是对国君忠诚而对父亲却是忤逆，因此把这个人抓起来治了罪。因此看来，在做国君的忠臣的同时，却是父亲的逆子啊。鲁国有一个人跟着国君去打仗，打几次逃几次。孔子便问他为什么逃跑，他答道：‘我家中有老父亲，我死了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个人是孝子，便向国君举荐了他，这个人也因此而受到重用。由此看来，做父亲的孝子，另一个角度便是国家的逃兵啊。因此即使楚国的宰相杀了那个告发父亲的儿子，楚国的坏人也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而听到孔子称赞那个逃兵，鲁国的人在打仗中便不尽全力作战，而是倾向于投降了。从以上的事例可以发现，上下利益的差别是如此之大。因此，国君在认同民众的利己行为时又试图追求国家繁荣富强，这样的想法必然是难以实现的。
红漆圆足小几颜率想拜见公仲，公仲却不愿见他，于是颜率便对公仲的近侍说：“公仲一定把我当作一个不诚实的人了，所以才不见我。公仲好色，我却说他礼贤下士；公仲吝啬小气，我却说他仗义疏财；公仲品行不好，我却说他主持正义。看来从今以后我只好说真话了。”公仲的近侍把颜率的这些话告诉公仲，公仲立刻起身去接见颜率。《论语》中讲过：“应该厌恶那些以揭发别人的隐私来彰显自己正直的人。”《易经》中则写道：“有道德的人应该惩恶扬善。”因此如果颜率诚实正直，那么公仲的丑恶便暴露于外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颜率的不诚实恰恰是公仲的福分啊。
齐国攻伐燕国，夺取了燕国数十座城池。燕王于是派苏秦出使齐国游说齐王。在苏秦的游说下，齐国把夺取的城池又归还给了燕国。而苏秦回到燕国后，有人在燕王面前诋毁苏秦说：“苏秦这家伙是个翻云覆雨的卖国贼，更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现在不整治他的话，将来恐怕会作乱。”于是燕王有意的疏远苏秦，不想再重用他了。苏秦恐怕罪及己身，便入宫觐见燕王说：“微臣本来是东周王城郊外的粗野之人，并无半点功劳，可是大王在宗庙之内隆重地授予微臣官职，给予微臣崇高的礼遇。如今我为大王劝退齐国大军，收回十城，立了大功，本应该更被大王信任才对。可是我归来后大王却不加官于我，想必是有人在大王面前用反复无常、不守信用的恶名中伤我啊。事实上我的不守信用恰好是大王您的福分啊！”燕王也曾对苏秦之弟苏代说：“我非常不喜欢那些骗人的把戏。”苏代则回答：“在东周，我们的风俗是瞧不起媒人的，因为他们两头说好话。在男方家中说：‘那家的姑娘长得非常美！’而到了女方家中则说：‘男方家中十分富有。’然而，东周风俗中又不能亲自去迎娶妻子，况且没有媒人说媒，姑娘在家中即使老了也嫁不出去。如果姑娘不靠媒人而自己到处去自夸如何美貌，便会被人耻笑，更嫁不出去了。所以，如果顺应这种风俗，不说坏话，只说好话，既能把姑娘嫁出去，又不致招人耻笑，这样的人选自然非媒人莫属了。而且如果不懂通达变通的话，事情一定办不好；不懂顺应形势，同样也办不成。因此说能让人坐享其成的，只有那些说好话蒙骗别人的人啊！（苏秦接着说道）如果微臣像古时的尾生那样守信，像伯夷那样廉洁，像曾参那样孝顺父母，用这三人那样的高洁品行来侍奉大王，您认为可以吗？”燕王说：“那当然好啦！”苏秦道：“如果臣子有这样的品行，就不会来侍奉大王您了。如果像曾参一样孝顺父母，抱定不离父母身边才是孝子的道理，连在外面过夜都不肯去做，您又怎能让他离家千里去服务弱小的燕国、侍奉地位并不稳固的国王呢？如果洁身自爱就像伯夷那样，为了高义之名，连孤竹国国君的继承人都不愿意去做，连周武王的臣子都不愿去当，甘心饿死在首阳山之下，您又怎么能让他步行千里到齐国游说而建功立业呢？如果像尾生那样守信，与女子在桥柱下约会，因为女子未能按时赴约，洪水来了自己也不离开，最后抱着柱子直至淹死。这样的人，又怎么肯极力吹嘘燕国、秦国的声威以吓退齐国强大的军队呢？韩非子说道：“许由、续牙、卞和、隋候、务光、伯夷、叔齐这几个人，都是遇厚利不动心，临危不惧的人。如果不为厚利所动，那么赏赐再重也不会对他起作用；如果临危不惧，那么即使用严刑峻法来威逼也不能达到目的。这样的人就是人们所说的无法命令驾驭的人。连古时的圣明之君都不能使他们臣服，当今又有谁能使用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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