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苦瓜《玉钤经》中说到：“智慧有如泉涌，行为堪为表率，这样的人可为良师；智慧可以磨砺他人，行为可以帮助和警戒他人，这样的人可为益友；奉公守法，安于职守，不敢做一点违法的事，这样的人可为官吏；而贪图眼前小利，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却没有自己的见解看法，这样的人只能做奴隶。所以最好的君王用能为良师的人来辅佐自己，中等的君王让能为益友的人来辅佐自己，而下等的君王则用官吏来帮助自己，对于亡国的君王而言，辅佐他们的基本是奴隶。”所以说要想看一个君王是否会是亡国之君，只要看辅佐他的手下是些什么人就够了。
因此，志趣相同、见识相近的人才会互相亲近，而自己并非贤能的人则不会任用贤能的人。由此可见，任用什么样的人来辅佐自己，实在是存亡的关键、得失的根本所在啊！
孙武说过：“那一方的君主有道义？那一方的将领有才能？我仅凭这一点就知道胜利属于谁了。”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三）评述
量才用人是一门复杂的艺术。在本文中，作者主要从能与职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概括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依据能力的大小决定职位之高低，避免大材小用，小材大用。
第二，依据人才的不同类型、才能的不同去安排一些能扬长避短的工作，而不是“乱点鸳鸯谱”，造成人才浪费。
事实上，除却能否唯才是用，才尽其职的考虑，从哲学角度来看，量才用人也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一方面，事业的成败与任用什么样的人才休戚相关。商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成就了一番伟业，名传青史。而赵王用了纸上谈兵的赵括，结果弄得长平惨败，国运一蹶不振，于是便有了“纸上谈兵”的千古笑谈。
另一方面，正如性格决定命运，领导或管理者的人格类型，也影响着他用人的选择，进而影响其事业的成败。这也正是孙武强调的：“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吾以此知胜负。”而《三国演义》中的袁绍便是量才用人方面失败的一个典型。
袁绍身为三公之后，可谓名门望族；地辖千里，猛将千员，可谓雄霸一方。然而，在与曹操的较量中，最终却败给了并不起眼的曹操。原因何在呢，曹操手下著名的谋士郭嘉对袁绍的点评道出了袁绍必败的原因——那就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量才用人。
郭嘉认为在与曹操的较量中，袁绍有十败，其中之一便是其性格使然。尽管袁绍表面宽容缓和，其实不是。事实上，袁绍疑心很重，即使任用了有才能的官员也对他们不信任，猜忌怀疑，这便决定了他只能重用自己的亲戚子弟，而其亲戚子弟又并非什么出类拔萃的人才。而曹操则用人不疑，唯才是用，不管远近亲疏。因此，尽管手下有田丰、审配之类的谋士，袁绍却不能好好地任用，最终落了一个被曹操击败，含恨而终的下场。
《史记》书影
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南宋皇帝宋理宗赵昀，生性好玩，尤其好斗蟋蟀。由于沉迷于斗蟋蟀，宋理宗便以此论人，将斗蟋蟀方面比他还在行的贾似道视为治理天下的奇才，委以重任。于是，贾似道便从一个街头小混混而一路高升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权倾一时。让一个压根不知天下为何物的蟋蟀宰相掌管国家大政，其后果可想而知。当时正值蒙古大举攻宋之际，而宋理宗却不思进取，让蟋蟀宰相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国势日衰，疆土日削。最终，南宋在其死后被蒙古所灭，而其头颅则被蒙古兵制成了酒具。这样的下场，可谓是发人深思啊。
由此可见，在量才用人时，管理者一定要明察秋毫，量能授职。同时，管理者也必须紧跟时代潮流，熟悉管理文化，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全面考虑，从而尽力避免自己在用人方面犯错，做到因材分职、量能授官。这好比求医治病，若能真正对症下药，则一定药到病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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