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做君王的掌握了这一秘诀，他才会把并非自己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去支配使用。只有这样去做的，才算通晓了为君之道。
通晓治国用人奥妙的统治者是这样做的，而那些不懂此道的统治者就不是了。他们往往不分巨细，事必躬亲，却不去信任、重用那些有才能的人。不用有才能的人，有才能的人就会讨厌疏远他。最终只会导致功名受损，国家危亡。起用人才如此，在对待财富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古时商汤推翻了夏桀、周武推翻了商纣，而一旦拥有了夏、商的全部财产，他们就论功行赏，把土地、金银财宝分封给战争中的功臣，因此全国上下没有不欢天喜地、心悦诚服的。用亡国之君的财产去赏赐功臣，全国上下必会争相效命，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把并非自己的东西用作己用的做法。
因此，设置官爵，分配职务；委任官员，监督其任务落实；喜欢运用谋略而不会觉得疲倦；有雅量而又宽以待人；解决各种矛盾，去除各种隐患，这些都是为一国之君者所必须掌握的基本治国之道。为君者如果能这样做的话，臣子们就会对他既敬畏又爱戴，这才是帝王成就大业的根本之所在。
（三）评述
本篇讲的是为君之道——识大体，弃细务，也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最高领导人所必须通晓的最高政治谋略之一。从系统论和管理学的角度出发，帝王也是一个管理者，一个以国家为管理对象的最高管理者。古人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中可见，古代帝王的管理任务应有多么广泛。事实上，中国的帝王似乎很早便洞悉了管理学的真谛，从篇中提到的尧善用九子到秦时的三公，再到隋唐的科举考试及之后的九品中正制，在官僚制度一步步走向成熟及制度化的同时，帝王们的担子也逐渐减轻，类似远古时神农氏尝百草，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亲民行为也很少显现，即使以后有帝王们躬亲，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政治角度的考虑，更类似于现在的模特走秀。当然，过犹不及，抓大放小也不能走向极端。中国古代的宦官专权，外戚专权，固然有其独特原因，但更大程度上是皇帝们将大小的区分绝对化，忽视了各个细小职能间的有机协调，或者没有人尽其用。正因为如此，笔者强调，知人善用，将各职能部分科学地有机组合是抓大放小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一思想指导，抓大放小只能是东施效颦，适得其反。
马皇后像古人云，治家如同治国。扩展至现实生活，古代帝王的为君之道也可以运用于一般的公司、企业、社区等不同团体的管理之中。结合古今，我们可以更加认识到识大体、弃细务这一原则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创立西汉王朝的汉高祖刘邦原本出生卑微，可谓先天不足，其后天奋斗也并不顺畅，发迹之前只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以致在《高祖还乡》中被形容为一个粗野的街头混混。而其对手楚霸王项羽则是出生名门（楚国名将项燕之后），勇猛无敌，“力拔山兮气盖世”，为历代英雄所景仰，就连女中豪杰李清照都“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然而，如果以市场机制下的优胜劣汰作为评判基准的话，我想多数读者会承认汉高祖刘邦是最终的胜利者。熟悉历史的朋友们似乎再清楚不过这一原因了。事实上，尽管刘邦没有特别突出的个人能力，但他却懂得知人善用：制定基本国策和对外战略的有张良；平时规划经济，战时统筹军队、管理后勤的有萧何；而韩信则是最高军事统帅，负责南征北战，攻城掠地。这几位开国功臣各尽所能，殚精竭虑，最终成就了刘邦的“无为”大业。而楚霸王阵营则截然相反，并不是霸王没有可用之才。事实上，霸王文有范增，武有英布（包括“弃暗投明”的韩信），但他却很大程度上恃勇放狂，刚愎自用——谋略上不信任范增，在本可以改写历史的鸿门宴上优柔寡断，纵虎归山放了刘邦；领兵打仗霸王倒是身先士卒，一马当先，但出发点并非如此，而是因为他信不过麾下的众多猛将。这种“舍我其谁”的心态，给众多将士一种霸王与他们争功的嫌疑。由于项羽缺乏王者应有的灵活与大度，不仅严重挫伤了将士们的积极性，也影响了干群关系。霸王也能体恤士卒，遇有伤病员，还会亲自送饭、喂汤，但遇到封赏功臣的时候，却对封王的印绶爱惜不已，直到把印把玩出缺口才依依不舍地授予功臣。可想而知，与熟知人之需求的刘邦争霸，在需要利益驱使时却优柔寡断，对于项羽而言这是多大的硬伤啊。正是因为如此，后人冠之以 “妇人之仁”。结果呢，雄霸一时的霸王落了个四面楚歌中泪别虞姬，挥剑自刎乌江的悲惨结局。
宜兴窑陈曼生制紫砂壶再举一个例子，那就是《三国演义》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客观来说，在抓大放小的这个原则上，诸葛亮有点过于事必躬亲。身当军国之重，且手下有那么多贤人，他只要宏观统筹就可以了。可诸葛先生却不会享清福，他在酷暑之中校阅文件，甚至连责罚士兵20大板这样的事都要亲自过问。终究，过度操劳使他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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