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叠铜器
主要为铜剑、铜矛、铜戈和铜铎。剑、矛、戈分“细形“和“广形“两类。前者系从大陆输入，发现地点主要在九州北部。后者是本地铸造的，形体庞大，铜质不良，不是实用的兵器，而是祭器，除九州北部以外，还广泛分布在四国、中国(本州西部)和近畿一带。铜铎是日本本地产的铜器，也属祭器，其分布范围在以畿内为中心的本州中西部和四国的东部地区，但在九州北部也发现了铸铎的范。铜镜主要是从中国输入的“汉式镜“(见汉代铜器)，也有少数是从朝鲜输入的“多钮细纹铜镜“(见朝鲜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考古)。此外，还有本地仿中国镜而制作的“倭镜“。据研究，日本本地制作的铜器，铜料是由大陆输入的。
折叠陶器
陶器是弥生文化重要的内容之一，称弥生式陶器。一般呈红褐或黄褐色，烧成温度约850℃。制作方法是泥条盘筑，经慢轮修整。器形大致可分壶形器、瓮形器、钵形器和高脚杯等类。由于地域和时期的不同，弥生式陶器的形制变化比较复杂。前期的器物属“远贺川式“(1931年首次在福冈县远贺川畔的立屋敷遗址发现，故名)，花纹用篦尖刻划，或用贝壳押印。进入中期，“远贺川式陶器“衰落，代之而起在九州出现无纹陶器，在本州西部出现栉齿纹陶器，而本州东部的陶器则含有浓厚的绳纹式陶器的遗风。后期本州西部栉齿纹陶器盛行，影响及于九州，并扩展到本州的东部。最后，陶器上施花纹的风气衰落，便形成了与古坟时代的“土师器“相似的素面红褐陶。弥生陶器的特点是薄而坚固，纹饰简素，讲究实用。弥生中期以后实用了旋转台，制陶业开始与农业分离，进行专门生产。
折叠装饰品
最常见的是手镯与项链。手镯主要是用贝壳制成的，也有铜制的玻璃制的，后两者的形状仿自前者。项链由各种不同形状的珠饰组成，其质料有玉石、玛瑙、琥珀和玻璃等。玻璃手镯和勾形珠等的原料可能自大陆输入，但系在日本当地制造。福冈县须玖遗址和三云遗址的瓮棺葬墓出土的玻璃璧，形制、纹饰与中国的相同，是从中国输入的。
折叠墓葬
墓葬有瓮棺墓、支石墓、石棺墓、土圹墓、方形周沟墓(土圹墓周围设沟)等类。瓮棺墓和支石墓的分布限于九州北部。石棺墓除九州北部外，也见于本州西部的山口县一带。土圹墓课方形周沟墓分布在九州和本州各地，范围较广，有的墓中用木棺。各类墓中的尸体多为仰身直肢。大多数墓很少有或完全没有随葬品，但九州北部如佐贺县的宇木汲田、福冈县的三云、须玖和平原等遗址中有少数墓却有数量甚多的珍贵随葬品，种类包括铜剑、铜矛、铜镜、各种珠饰和玻璃壁等。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存在着少数占统治地位的人，他们拥有多量的财富。中国文献中的有关记载
弥生时代中、后期的日本，在《后汉书·东夷传》和《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当时日本总称为“倭“，分成许多小国，有“王“、“大夫“、“下户“、“生口“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倭奴“国曾遣使到洛阳，汉朝赐其王以金印(见汉委奴国王金印)。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国王帅升又遣使来朝，并献上“生口“(奴隶)。到了三国时期，邪马台国成为许多小国的共主，其女王卑弥呼于景初三年(239)遣使到洛阳，魏帝赐“亲魏倭王“金印及锦缎、铜镜等各种礼物，由带方郡派官吏回访。此后，邪马台国又多次与中国交往。关于邪马台国的所在地，学术界有两种不同意见，即“九州说“与“畿内说“，长期争论，至今未有定论。
有人认为弥生人与弥生文化来自中国的吴与越，有日本倭人来自吴太伯的说法，日本倭人的水稻品种是来自浙江省一带，文化上日本人称为照叶树林文化在弥生时代，也即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原本发展缓慢的日本原始社会突然一夜暴富，飞跃进全新的农业社会。通过对大量出土文物和遗址的深入研究，日本考古学家认为，弥生时代的跨越根本在于中国秦汉时期的移民入岛。他们带来了大陆先进的农耕文明，给日本列岛带入全新气象。
随着移民到来，弥生人陆续从潮湿阴冷的沿海地带迁移到广袤的平原，建起干栏式房屋，制成美丽的麻布衣服。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女人开始享有比以往更多的首饰和其他装饰品。如手镯和项链。随着农业社会的兴起，男性在部落中的作用凸显，地位逐渐提升，原始社会逐步向阶级社会过渡，这一变化最明显的标志是墓葬的规格和随葬品的多寡的变化。
这个被后人命名为“弥生“的时代，在其步入后期之后所要展开的一系列故事，将彻底将日本列岛带入与绳纹时代和早期弥生时代迥然不同的全新时代，最终把日本一步步引向奴隶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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