俶傥有大志，好饮酒，笃于亲知。每谓弟郁曰：“士大夫学问，稽博古今而罢，何用专经为老博士也？“与弟谧特相友爱。谧在乡物故，枿恸哭绝气，久而方苏，不食数日，期年形骸毁悴，人伦哀叹之。
谧字永和，少好学，周览百氏。初师事小学博士孔璠，数年后，璠还就谧请业。同门生为之语曰：“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谧以公子征拜著作佐郎，辞以授弟郁，诏许之。州再举秀才，公府二辟，并不就。唯以琴书为业，有绝世之心。览《考工记》、《大戴礼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论》曰：
余谓论事辩物，当取正于经典之真文；援证定疑，必有验于周、孔之遗训，然后可以称准的矣。今礼文残缺，圣言靡存，明堂之制，谁使正之？是以后人纷纠，竞兴异论，五九之说，各信其习。是非无准，得失相半，故历代纷纭，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群儒纷纠，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图。其所以居用之礼莫能通也，为设虚器耳。况汉氏所作，四维之个，复不能令各处其辰。愚以为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殿屋以崇严父之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斯岂不以群儒舛互，并乖其实，据义求衷，莫适可从哉？但恨典文残灭，求之靡据而已矣，乃复遂去室牖诸制。施之于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于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须，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余以为隆政必须其礼，岂彼一羊哉？推此而论，则圣人之于礼，殷勤而重之；裴頠之于礼，任意而忽之，是则頠贤于仲尼矣！以斯观之，裴氏子以不达失礼之旨也。余窃不自量，颇有鄙意，据理寻义，以求其真；贵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礼传》，考之以训注；博采先贤之言，广搜通儒之说；量其当否，参其同异，弃其所短，收其所长，推义察图，以折厥衷，岂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
凡论明堂之制者虽众，然校其大略，则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则据《周礼考工》之记以为本，是康成之徒所执。言九室者则案《大戴盛德》之篇以为源，是伯喈之伦所持。此二书虽非圣言，然是先贤之中博见洽通者也。但各记所闻，未能全正，可谓既尽美矣，未尽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当否，便各是所习，卒相非毁，岂达士之确论哉？小戴氏传礼事四十九篇，号曰《礼记》，虽未能全当，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贤，亦无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颇有明堂之义，余故采掇二家，参之《月令》。以为明堂五室，古今通则。其室居中者，谓之太室；太室之东者，谓之青阳；当太室之南者，谓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谓之总章；当太室之北者，谓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夹房，谓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遗像耳。个者，即寝之房也。但明堂与寝，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随事而迁耳。今粗书其像，以见鄙意，案图察义，略可验矣。故检之五室，则义明于《考工》；校之户牖，则数协于《盛德》；考之施用，则事著于《月令》；求之闰也，合《周礼》与《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虽乖众儒，傥或在斯矣。《考工记》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谓《记》得之于五室，而谬于堂之修广。何者？当以理推之，令惬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盖所以告月朔，布时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营构之范，自当因宜创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义。且四时之祀，皆据其方之正，又听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谓施政及俱，二三但允。求之古义，窃为当矣。郑康成汉末之通儒，后学所取正。释五室之位，谓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维。然四维之室既乖其正，施令听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弃而不顾。乃反文之以美说，饰之以巧辞，言水木用事交于东北，木火用事交于东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当从其用事之交，出何经典？可谓工于异端，言非而博，疑误后学，非所望于先儒也。《礼记·玉藻》曰：“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郑玄注曰：“天子之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国之阳，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反宿路寝，亦如之。闰月非常月，听其朔于明堂门下，还处路寝门，终月也。“而《考工记》“周人明堂“，玄注曰：“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郑注。然则明堂与寝，不得异矣。而《尚书·顾命篇》曰：“迎子钊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寝矣。其下曰：“大贝贲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东房。“此则路寝有左右房，见于经史者也。《礼记·丧服·大记》曰：“君夫人卒于路寝。小敛，妇人髽，带麻于房中。“郑玄注曰：“此盖诸侯礼。带麻于房中，则西南。天子诸侯。“左右房见于注者也。论路寝则明其左右，言明堂则阙其左右个，同制之说还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奋笔而争锋者，岂不由处室之不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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