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文与其他闪系语言一样，每个字以三个字音为字根。加上不同的母音、字首、字尾，就决定那个字的意思。例如以mlk作字根的，有君王（melek）、皇后(malka）、治权（malkut）、统治（malak），及王国（mamlaka。）
希伯来文的动词与相同语系的言语有些不同。例如，希伯来文只有两种时态，代表两类动作（完成及未完成），而不是用时间先后划分（希伯来文的时间性，由上文下理来决定）。希伯来文的文法直接又简单，尤其是句子结构，只有简单的连接词，很少有如英文造句法中的从属句子。
希伯来文与希伯来人的思想方式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同语言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一个民族的语言是否影响他的世界观？圣经的真理能否用其他语言表达呢？如果我们说，必须要对希伯来文有若干认识，否则不能准确认识旧约信息：这讲法似乎就过份了一点。如果说，神完全没有特别理由来选择希伯来文记录启示，也是不对的，因为圣经所描写的神，是绝不会偶然作事的。
埃兰文。亚述帝国在八世纪向中部伸展，那时在外交和商业上应用的官方语言，就是埃兰文。在波斯兴起时（大约前500年），埃兰文是近东到埃及一带的日常用语（或者是第二语言）。亚历山大入主的时候，实行希腊化政策，推行希腊文，但我们从新约可知，希腊文只能逐渐和局部地代替当地的埃兰文。
虽然埃兰文比较迟流行，也要经过一段长时间，才成为近东的主要语文，但其实，它早已存在；因此’当代的学者不敢再因为某段经文有埃兰文，就轻易视之为后期作品。一些学者发现，圣经的一首最古老的黛波拉之歌(约成于前1150年），里面竟有一个埃兰文（士五 11：「述说」）。
创世记的内容，见证希伯来人与说埃兰语的人是彼此相熟的（例如创三十一47）。在谴责犹太人拜偶像的说话中，耶利米也加插了一段以埃兰文写成的判语，指出假神必受审判：
「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之上从天之下被除灭。」（耶十11)
耶利米用埃兰文宣告对外邦神明的审判，可能是希望此宣告更具地区性的意义。
希西家王与亚述军官拉伯沙基是用埃兰文交谈的（约于前701年；王下十八17一37），所以犹大的朝廷官员应该在被掳之前已懂得埃兰文，但要到被掳期及以后，埃兰文才成为犹太平民日用语。以斯拉记及但以理书，有冗长的埃兰文句子，但作者都不觉得有需要翻译成希伯来文：因为当时埃兰文已经非常普及了。
经文
圣经学者其中一个主要责任，就是确定最接近原著的圣经原文。圣经经过无数次抄写，有时甚至经过编修，因此会令字眼、短句，甚至段落有所改变和调换，又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删节和附加字句，还有错字和排错的词语。抄写圣经的文士，极少胡乱抄写，但他们都是人，就算加倍小心，亦有可能出错。低等批判或版本批判，责任就是找出这些错误，令到希伯来文及亚兰文的经文，尽可能接近原有的作品。
材料和抄写方法：在旧约时代，保存圣经的标准方法就是用羊皮卷。死海古卷是一个好例子，它让我们明白羊皮卷的抄写及收藏方法。羊皮卷由精制的羊皮，小心一片片地裁剪和缝合而成：以以赛亚书（IQISa）为例，它有二十四尺长，由十七片皮革缝合。文士们很辛苦地填上横线和直线（参耶三十六32），以确保每一行写出来都整整齐齐。
然而，最早的圣经文献，很可能是写在蒲草纸上。埃及早在主前三千年已经利用蒲草纸，此法并于前1100年之前传入腓尼基的地区。蒲草纸的做法是撕开苇草，然后将一层纵横地放在另一层之上。苇草的天然胶质会把两层黏合一起，把蒲纸连结起来便成为一卷卷了。文士只会在其中一面书写，并以横纹作行线。虽然，哈里斯蒲草卷（Harris PaPyrus）长达一百二十尺，但通常长过三十尺的经卷，已经是极难制成又难以携带的了，也许因为难做难带，旧约一些书卷都会有特别的长度限制。
比较重要的文件会写在蒲草纸上，但有些简短的信息则会写在木板、腊片、泥版，和瓦片上面。在埃及，天气比较乾燥，蒲草卷可能得以留存：不过在以色列和约但，天气因为太潮湿，所以我们根本找不到古代的蒲草卷。由蒲草卷转为皮革，大概是在基督降生之前那段日子，而由书卷改为一页一页的书本形式，则要到主后第一世纪左右。以书本形式记录，令圣经更易流传开去，因为这时圣经已头一次可以全数收集在一册比较容易携带及处理的书本之中。
古代书写工具有很多变化，通常决定于文字的种类。楔形文字是用凿刀刻在石上（作为永久的官式文件），又或者用尖笔写在泥版之上。以色列惯用的书写工具则是苇草笔及笔刀，刀子是用来削尖草笔的。耶利米曾用一支有钻石嘴的铁笔（十七1），可能这类笔是用来在硬物上写字。那时草笔所用的墨水，是由橄揽油灯的灯灰造成的，后来则用各种金属粉造成；昆兰古卷（甚至更早的拉吉书简[Lachish Letters]）所用的非金属墨水，其持久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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