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制度，吏民上书言事，霍光以领尚书先看（实际上霍光是先行批阅），遇有不好的，可压下不报。上官桀只有等到霍光休假沐浴时才能代替霍光处理奏章。于是上官桀趁霍光沐浴之机，将奏章送到昭帝手中，上官桀想通过昭帝把这事批复下来，而后再由他按照奏章内容来宣布霍光的“罪状”，由桑弘羊组织朝臣共同胁迫霍光退位。他们没有想到，当燕王刘旦的书信到达汉昭帝的手中后，就被汉昭帝扣压在那里，不予理睬。[35]
次日早朝，霍光已得知上官桀的举动，就站在张贴武帝所赠“周公辅成王图”的画室之中，不去上朝，以此要求昭帝表明态度。[36]昭帝见朝廷中没有霍光，就向朝臣打听，上官桀乘机回答说：“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状，他不敢来上朝了。”昭帝下诏召大将军。[37]霍光进宫，除下将军冠叩头自责。昭帝说：“将军戴上冠，我知道那封书信是在造谣诽谤，将军无罪。”霍光说：“陛下怎么知道的？”昭帝说：“将军到广明亭去，召集郎官部属罢了。如果你要调动所属兵力，时间用不了十天，燕王刘旦远在外地，怎么能够知道呢！况且，你如果真的要推翻我，也无须如此大动干戈！”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十四岁的昭帝一语揭穿，所有在朝大臣对昭帝如此聪明善断无不表示惊叹，霍光的辅政地位得到了稳固。[38]
上奏书的人后来失踪了，官府追捕得很紧。上官桀等人害怕，就对昭帝说：“小事不值得追究。”昭帝不听。之后上官桀一党仍然派人诋毁霍光，昭帝怒道：“大将军是忠臣，先帝让他辅佐朕，敢有诋毁他的按罪处置。”上官桀等不敢再说。昭帝也因此更加亲近霍光而疏远上官一派。[39][40]
平定内乱
元凤元年（前80年）九月[41]，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揭穿之后，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他们计划，由长公主设宴邀请霍光，命埋伏的兵士将霍光杀掉，废除汉昭帝。[42][43]鄂邑长公主门下的稻田使者（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燕仓知道了他们的阴谋，向大司农杨敞（司马迁之婿）告发，杨敞却素来小心谨慎，并没有上奏检举，只是装病卧床在家了。燕仓又把这事告诉了谏大夫杜延年，杜延年上奏检举。于是昭帝、霍光掌握了上官桀等人的武装政变计划。[44]遂在这一政变未发动之前，先发制人，将上官桀、桑弘羊等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诛灭了他们的家族。长公主、燕王刘旦自知不得赦免，先后自杀身亡。[45]九岁的上官皇后因为年纪幼小，又是霍光的外孙女，所以未被废黜。[46][47]
委任霍光
内乱平定后，霍光得到汉昭帝的全面信任。不但霍光权倾朝野，“威震海内”，他的儿子霍禹、侄孙霍云还是统率宫卫郎官的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官任奉车都尉侍中；两个女婿分别担任东宫和西宫的卫尉，掌管整个皇宫的警卫；堂兄弟、亲戚也都担任了朝廷的重要职位，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遍布西汉朝廷的庞大的势力网。至此，霍光已经成为当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48]霍光秉政后，前后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49]
因病去世
元平元年（前74年）四月十七日，刘弗陵因病崩于长安未央宫，年仅二十一岁。六月七日，葬于平陵，谥号为孝昭皇帝。[50]
为政举措
政治
霍光秉政
汉昭帝即位后，因年幼，遵从武帝遗照，由霍光辅政。燕王刘旦等阴谋叛乱时，刘弗陵和霍光君臣相互信任，在朝廷安危的关键时刻，平定了政变，保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
其后，昭帝在霍光辅政下，沿用武帝末期的严刑峻法制度[51]，重视吏治，调查民间疾苦及冤案、官吏失职等事宜，处置纵容反叛的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冯翊贾胜胡等人。[52]并先后四次察举贤良[53][54][55][56]，任命杨敞为相，隽不疑为京兆尹等，明经治狱。[57]
因内外措施得当，使得武帝后期遗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西汉王朝衰退趋势得以扭转。西汉自文景之治后被武帝穷兵黩武政策所耗空的国力开始得到了恢复，为“昭宣中兴”揭开了序幕。
盐铁之议
汉武帝时期施行的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是在反击匈奴、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实行的。虽然充裕了国家财政，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58]；但是这些政策逐步使一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剥夺了中小阶层的利益。出现了官吏“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红再税”、“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的局面。[59]
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昭帝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所在。贤良文学与桑弘羊意见不一，双方就民间疾苦的原因、对匈奴的政策、施政方针和治国理念等多方面展开了激烈交锋，史称“盐铁之议”。[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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