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龙女继续说道接下来我要说说东夷，是先秦时代中原王朝对中原以东包羲太昊伏羲氏后裔各部落[1]的称呼，《春秋》载:任宿须句颛臾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古代以中原（即黄河中下游一带）为天下中心，称周边四方为“夷、蛮、戎、狄“。“夷“的称谓最早文字记载来自于周代的《礼记·王制》:“中国（方位概念，居天下之中）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这种说法被现代权威学者证明是错误的），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东夷在考古上是指距今8300年前的后李文化起，历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承载者。[2]称呼上是对黄河流域下游居民的总称或是对东方各部落的泛称，也是汉族的族源之一[3]。
考古上，东夷文化发源于鲁中泰沂山区（今山东省中南部），是华夏文明重要源头之一，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西周中期结束，东夷及其古文化在亚洲古文化的发源与交流中都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4][2]
称呼上，夏商周时期，东夷作为对黄河流域下游居民的总称。秦汉以后多指居住于中国以东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琉球群岛等地的外族。
古时谓东夷有九种，《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疏：“东有九夷：一玄菟、二乐浪、三高骊、四满饰、五凫更、六索家、七东屠、八倭人、九天鄙。”
《后汉书·东夷传》云：“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曰畎夷、於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5][5]
《论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等书中也均提及九夷。“九”并非具体数目，只表示众多之义，如《尔雅·释地》中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之说。
郭璞《尔雅注》云：“九夷在东”，泛指中国东部夷人。
释义
东夷为多义词大致有三种意思：
1.本义:东方之人。即我囯古代中原人对东部各部落的统称。有淮夷、莱夷、鸟夷、岛夷、湡夷等。分布在今安徽省，山东省，江苏省一带。
隶书-小篆--金文--甲骨文-骨刻文-骨刻原图
2.夷”，古山东话中音同“人”，原意为“一人负弓”（《说文解字》），与华是同位语。词义性质从地理名词转变成对中国文化起源领域意义上的文化渊源性质的名词。
隶书-小篆--金文--甲骨文-骨刻文-骨刻原图
3“东”和“夷”字在山东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600至3300年)的东夷骨刻文字中已经出现。引(丁再献、丁蕾著《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文稿总编审：丁再斌)第十九章第二节，“东”在第780页，“夷”在70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版)。附：“东”、“夷”二字之骨刻文演变：
4.“夷”字后来指汉族以外的各族。
历史沿革
先秦的东夷，即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及泰山以东以南的各部落与方国，大体可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主要阶段。
夏商时期
夏初，后启与后益争夺共主地位的斗争以及从仲康失国到少康复国，中经后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后杼灭有穷氏，前后经历半个世纪的斗争，是少昊集团中那些与黄炎集团结成部落联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过程中的斗争。这些部落已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的行列，成为华夏起源时期东系的重要来源。
他们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即今山东省北部与河南省、河北省接壤的地区。在夏代，还有一支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部落。他们从燕山地区南下，兴起于河济之间，终于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国第二个王朝的基础，其过程已在华夏雏形的形成一节叙述。在泰山与古济水流域，形成了以奄与薄姑为中心的各方国。
西周初奄与薄姑仍是东夷中的大国，他们是东夷中社会发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国，而泰山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与方国，即夏、商时期的九夷或夷方。
西周时期
西周初既灭奄及薄姑，封鲁与齐于其故地。以齐鲁为中心，今山东省境内到春秋的只有莱夷没有完全华化。淮水地区诸夷，为西周东方的劲敌，是西周中、后叶东夷的主体。
齐与鲁对周围东夷部落的政策有明显的区别。齐国的中心地区，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述，在薄姑立国以前曾有一支姜姓的西系部落逢伯陵东迁至此。《史记》也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集解》引《吕氏春秋》说是指“东夷之土”。齐的远古祖先已与东夷发生过较密切的关系。齐“大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采取了文化礼俗兼容并包、经济方面充分发挥地利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齐太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虽然遇到了莱夷来争，但很快就稳定了，只有五个月就向周公报告其施政与奏效，使周公感到出乎意外的快。伯禽至鲁，却过了三年才向周公报告其施政，“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周公在对比了齐、鲁这两种不同的方针政策及其效果之后：“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齐、鲁这两种政策的不同效果，在考古学发现中已有初步的印证。据研究：“近些年，临淄齐国故城与曲阜鲁国故城相继进行了发掘，看出齐鲁两国在西周、春秋时期，彼此文化面貌、丧葬习俗、城市布局等方面，的确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结合文献记载，齐国的商文化色彩浓厚，还保存许多原始的残余（如大量地杀殉人畜与妇女地位较高等等），而鲁国则保持周文化传统，证明司马迁所说太公治齐‘因其俗，简其礼’与鲁公伯禽治鲁‘变其俗，革其礼，是有根据的。”齐虽来自黄河中游，文化根基出自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的西系，但他所采取的政策，促进了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文化与部落的进一步融合，不仅在春秋时首先称霸，齐国的文化对整个华夏文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齐国周围的东夷部落较快地与之融为一体，至春秋中后叶，前567年（齐灵公十五年）齐国灭莱，于是山东半岛各东夷小国已被齐兼并。齐从春秋初叶已超过鲁国，并基本上统一齐鲁大地，成为东方最强大的诸侯，与他从立国时期已确定的兼容并包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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