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才是举
汉时期选拔官吏，被选用人既要有仁义孝悌等方面封建道德品质，也要有高贵的家世出身。
曹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社会风气有所好转。[54]
为维护和发展势力，让更多的人为自己的事业服务，不受上述标准限制，强调“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质、出身下层的人，他也注意提拔。210年到217年，他先后下了三次“求贤令”，选拔和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打破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54]
尚礼重法
曹操的思想受儒家影响，其根基属于儒家思想范畴，尚仁义礼让，并试图以仁义、道德、礼让教民和行政，即“治定礼为首”。另一方面，曹操重法尚术，严刑峻法，史载甚明，这构成曹操思想的另一重要侧面。此即“拨乱刑为先”。所以，曹操的思想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处于乱世之中的曹操既强调刑法，也没有忘记礼教之用。他始终尚礼重法，两手俱用，并在礼法并举、两手俱用中表现出了特有的谲诈之能。[55]
军事
统一北方
曹操精于兵法，在统一北方起到了积极作用，黄巾起义之后，东汉解体，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从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先后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各割据势力，统一中国北方大部地区。曹操在统一北方的战争历时17年，是曹魏的立国之战，并为后来西晋统一中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56]
精通兵法
曹操钻研兵法，有高深的军事理论，曾熟读孙武、吴起等前代军事家的著作，在习诸家兵法的基础上，写成《兵书接要》一书，结合自己的战争经验加以论述。所撰《孙子略解》，开创整理注释《孙子》十三篇的先河。他主张“兵以义动”的战争观，强调师出有名，符合道义。在战略战术上灵活多变，因事设奇、任势制胜，兵不厌诈。
共18张
曹操画像、雕像
在用兵方面，史称他“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在对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斗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战术，谲敌致胜，转弱为强。李靖的《李卫公问对》[57]、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等著作都赞誉曹操的行军用兵。
治军严整
在带兵方面，他治军严整，法令严明，一次在行军途中，曹操传令不得使战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麦苗。可曹操的战马因受惊吓踏了麦田。他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以示处罚，足见执法认真。[58]《通典·兵典》中收录的《魏武军令》、《魏武船战令》、《魏武步战令》等，也反映了他严明的军令。
爱惜将才
在御将方面，曹操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曹操能够根据将领特点，用其所长。[59]例如，许褚、典韦壮武有力，忠诚奉法，曹操就让他们战则为军锋，息则统亲兵；臧霸有恩信于东土，曹操将青、徐二州托付于他，从而得以专心对付袁绍，不必以东方为念；降将文聘本是刘表帐下大将，在江汉一带颇有威恩，曹操任其为江夏太守，委以边事，使御孙权。
经济
施行屯田
汉魏之间，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出现大饥荒。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曹操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
建安元年，曹操采纳枣祇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屯田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短时间内就使地方“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所以曹操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
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曹操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度，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曹操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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