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建国之初，金太祖废除部落联盟时的“国相”制，[47]朝廷中枢权力机构实行女真传统的勃极烈制度，对于所占领的辽地，也一概搬用生女真旧制。如太祖收国二年（1116年）占有辽东京州县以后，“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48]。即不管是系辽籍女真，还是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全都不加区别，“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
但一到进入燕云汉地，这套女真制度便行不通了，于是只好因仍原有的汉官制度。[49]史称“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就是指同时奉行女真旧制和汉制的双重体制。金初的所谓“南面官”，亦即汉地枢密院制度，故《金史》谓“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与此相对的“北面官”，主要指当时实行于朝廷之内的勃极烈制度。[30]
金初的二元政治存在于1123至1138年。汉地枢密院系天辅七年（1123年）始设于营州广宁（今河北省昌黎县），后迁平州，再迁燕京，天会间一度分设燕京和云中两枢密院，后又归并为一。至天眷元年（1138年），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结束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是熙宗汉制改革的结果。[30][50]
早在太宗天会初，就有一些女真贵族的上层人物积极主张摒弃女真旧制，全盘改用汉制。《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曰：“斜也、宗干当国，劝太宗改女直旧制，用宋官制度。”斜也即太祖弟完颜杲，太宗时为谙班勃极烈，与国论勃极烈宗干同主国政，可见当时支持汉化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不过终太宗一代，仍维持着二元政治的局面。[30]
《金史》里虽有太宗天会四年（1126年）建尚书省的记载，但人们一般认为当时的尚书省是设在燕云汉地，与后来建立的三省制度无关。金朝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直到太宗末年才提上日程，天会十二年（1134年）正月，“初改定制度，诏中外”。由于太宗一年后就死去了，所以实质性的汉制改革是在熙宗朝进行的。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八月甲寅，“颁行官制”，是即“天眷新制”。这是金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自金初以来实行二十馀年的女真勃极烈制度，“至熙宗定官制皆废”，以三省六部制取而代之。[30]
同年九月丁酉，“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这不只是简单地改换一个名称而已，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汉地枢密院是作为双重体制中的一元而存在的，而行台尚书省则只是中央尚书省的派出机构。这两件事情的发生，标志着二元政治的终结和金朝政治体制的一元化[30]。
军事
金军大体可分为本族军、其他族军、州郡兵和属国军。前二者为主力，后二者为辅翼。最初，奴隶主、封建主都应从军。领有汉地后，主要实行征兵制，签发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为兵，称为“签军”，到后期也行“募兵制”。金朝统治中原后，还仿汉制，实行发军俸、补助等措施。对年老退役的军官，曾设“给赏”之例。对投降的宋军，常保留原建制，仍用汉人降将统领。[52]
金国武士
金军亦以骑兵为主，步兵次之。骑兵一兵多马，惯于披挂重甲。各部族兵增多后，步兵数量大增。水军规模也较大，但战斗力较弱。除冷兵器外，还使用火炮﹑铁火炮﹑飞火枪等火器作战。后来蒙古南侵之时，金军就以火器抗蒙。1232年金将赤盏合喜驻守汴京，“其守城之具有火炮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皆透”[1][53]。
军事机关原设有都统，后改为元帅府、枢密院等，协助皇帝统辖全军。战时，皇帝指定亲王领兵出征，称都元帅、左右副元帅等临时职位。边防军事机构有招讨司、统军司等。金朝军队采用结合社会与军事制度的猛安谋克制度，也就是百夫千夫长的制度。早在女真族时期，所有成年男子都是战士，平时从事生产，战争时参加战斗，兵器、粮食自几自足。分置人民约一千户为猛安、约一百户为谋克，谋克相当于百夫长，猛安相当于千夫长。万户府下辖诸猛安，猛安下辖谋克，谋克之下还有五十、十、伍等组织。兵员配置大多是一正一副，战时副军可以递补正军。兵为世袭制，兵员可以子弟替代，但不能以奴充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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