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瓷器
陶艺受唐代影响，墓葬出土文物则显示部分宋代器皿及其他器皿自国外输入，但。金、银器制作亦采用唐、宋的金属打制和镀金技术[55]。辽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契丹式则仿造本族习惯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样式烧造，器类有瓶、壶、盘、碟，造型独具一格[56]。缸瓦窑村窑是一处目前所知辽代最大的古瓷窑遗址，可生产白釉、单釉和三彩釉瓷以及宫廷所用的官窑器物。辽代的鎏金、鎏银、染织、造马具、制瓷以及造纸等手工业门类齐全，工艺精湛[56]。
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更被宋人评比为“天下第一”[57]。陈国公主与驸马墓、耶律羽之墓等贵族墓葬出土的精美金银器都反映出契丹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的工艺技术水平[58]。如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乡辽墓出土的双猴绿釉鸡冠壶和龙首绿釉鸡冠壶就是仿契丹族皮囊容器的模式，在壶体侧边作出仿皮革缝制的痕迹，此类壶是契丹民族特有的生活器皿[58]。分散到世界各地博物馆，并作为博物馆规模标志的，高达两米的大罗汉瓷像，就是辽代产品，是从河北省易县附近山洞中被外国人盗走的[58]。
商业
随着农、牧、手工业的发展，交换逐渐频繁，商业活动也日益活跃。早期，辽太祖在炭山北建羊城，“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后版图扩大，建置完善，经济成分增加，范围扩大，商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辽五京相继建成后，都成了辽朝的重要商业城市[31]。辽朝与周边各政权、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往来多以朝贡和互市的方式进行。由于商业的发展，辽朝境内也出现了富有的商人阶层，他们或经商于五京、州县，或来往于辽、五代诸国或宋朝，有的甚至成为代表辽朝办理交涉的使臣，如辽太宗时的回图使乔荣经商于后晋，又为辽朝商业贸易的代表，并可作为使臣与后晋交涉政务。西京归化州的韩师训也是富甲一方的商人[31]。
辽代物价甚低，虽有盐酒之税，但各地税率并不一致。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据文献记载，耶律阿保机之父撒剌的时，已开始铸造货币。然而货币使用量不多，辽世宗时，上京还处在交易无钱而用布的状态。各地都用不同货币，如圣宗以前所铸的辽钱极少，圣宗之后稍微多了一些，但在流通货币中，所占数量仍甚少，不及百分之二，主要的是宋钱，其次是唐及五代及其他朝代的钱；在对外交易方面，辽主要与宋和西夏等通过边境上的榷场进行互补性的交易。另外与日本、高丽、阿拔斯王朝和喀喇汗国也有贸易往来[48]。
文化
辽朝吸收许多汉文化与渤海国文化。灭渤海后，渤海遗民大量聚居于辽上京、辽东京一带的州县，较先进的渤海文化对辽文化有较为广泛的影响。据汉地幽云十六州到后来和宋朝的频繁交往，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的榷场贸易，汉文化对于辽朝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由于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将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学、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发展。辽朝皇室和契丹贵族多仰慕汉文化，如辽的开国皇帝辽太祖崇拜孔子，先后于上京建国子监，府、州、县设学，以传授儒家学说，又建立孔子庙；辽圣宗常阅读《贞观政要》、道宗爱看《论语》等；辽道宗时，契丹以“诸夏”自称，道宗又说“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59]”教育方面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31]。
文字
辽朝文人既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也大量用汉语文写作。他们的作品有诗、词、歌、赋、文、章奏、书简等各种体裁，有述怀、戒喻、讽谏、叙事等各种题材。作者包括帝后、宗室、群臣、诸部人和着帐郎君子弟。契丹的诗词既有气势磅礴之句，也有清新优美之词。辽兴宗也善为诗文，1050年宋使赵概至辽，辽兴宗于席上请概赋《信誓如山河诗》。在辽朝诸帝中，辽道宗文学修养最高，善诗赋，作品清新雅丽，意境深远。有《题李俨黄菊赋》。宗室东丹王耶律倍有《乐田园诗》、《海上诗》。耶律国留、耶律资宗、耶律昭兄弟三人皆善属文、工辞章，耶律国留有《兔赋》、《寤寐歌》；耶律资宗出使高丽被留期间，“每怀君亲，辄有著述”，后编为《西亭集》；耶律昭因事被流放西北部，致书招讨使萧挞凛，陈安边之策，词旨皆可称。
契丹文哀册册盖
辽道宗的皇后萧观音《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表达关心社稷安危、致主泽民的政治理想。流传至今的辽人作品除王鼎的《焚椒录》外，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醉义歌》是使用契丹语创作，有金朝耶律履的译文，只是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译文已经失传，今有耶律履的儿子耶律楚材的汉译本传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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