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南宋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60%。南宋的时候，最大的城市临安府和成都府人口已过百万[81]，而此时欧洲还在中世纪黑暗的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宋朝的四大发明，使航海技术跨入了海洋时代，远洋的商船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航行于世界各地，令世界各国的人民惊叹不已。[79]
从海外贸易看，南宋开辟了古代中国东西方交流的新纪元。对外贸易港口近20个，还兴起一大批港口城镇，形成了南宋万余里海岸线上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这种盛况不仅唐代未见，就是明清亦未能再现。与南宋有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至60个以上，范围从南洋、西洋直至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进口商品以原材料与初级制品为主，而出口商品则以手工业制成品为主，表明其外向型经济在发展程度上高于其外贸伙伴。[15]
城镇发展
南宋市镇不仅工商业十分发达，而且在社会形态上也日益呈现出城市化的特点。这在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发展史上，无疑有着相当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南宋是古代中国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巅峰时期，最明显的一个标志是新儒学——理学思想的诞生。作为程朱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是继孔孟以来最杰出的儒家学者。南宋时期维持了近百年学派间互争雄长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形成了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盛况。日本学者将宋代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著名华裔学者刘子健认为：“此后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文化为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形成了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15]王国维指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15]
南宋与东亚各国的学术思想和民族文化相融合，对在现代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家庭关系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15]
教育
南宋是古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兴盛时期。宋代统治者将“崇经办学”作为立国之本。南宋官学私学皆盛，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士族地主垄断教育的局面，南宋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都获得了蓬勃的发展。[15]
思想
南宋奠定了理学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主导地位。南宋时期，理学被钦定为封建正统思想和官方哲学，影响了元、明、清三代的思想和学术领域。
南宋文化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南宋的特色文化——理学。
宋理宗时代，朱熹道学（又称理学）得以兴盛。大约在南宋开禧年间前后，也就是在金国迁都汴京前后，理学著作陆续传入北方，像尹焞《论语解》、胡安国《春秋传》、张九成《论语解》、林之奇《尚书全解》、夏僎《柯山书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张栻《癸巳论语解》、吕祖谦《左氏博议》、刘子翚《圣传论》、叶适《水心别集》等一大批南宋理学名著，都传至北国，引起赵秉文、麻九畴、杨云翼、李纯甫、王若虚等北方一流文人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大影响。赵秉文、麻九畴甚至“自称为道学门……”。[83]
南宋理学著作直接促进了北方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北方文人编纂、翻刻南宋理学家著作，如有位叫傅起的文人将张九成《论语解》《孟子传》《中庸说》《大学说》等书经删节后汇集成《道学发源》一书，以广流传，赵秉文、王若虚分别为之作《道学发源引》《道学发源后序》，予以宣传。赵秉文自己还亲自动手，着有删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另一方面，一些北方学者开始撰写理学类著作，表现出自己的思考。像麻九畴隐居遂平西山，潜心研究《易》学和《春秋》，享誉一时，赵秉文撰有《易丛说》《中庸说》《扬子发微》《太玄笺赞》等多种著述，阐发他对道的理解，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南宋理学之所以能在北方盛行一时，是因为它适应了金源统治的需要。南宋理学家有关《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阐释，现实政治性相对较弱，与金源统治者尊崇、提倡儒家经典的思想基本一致，如金世宗令人翻译五经，要让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金熙宗本人“颇读《论语》《孟子》《尚书》《春秋左氏传》”。在这种背景下，南宋理学自然能畅通无阻。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朱熹。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学者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附和、发挥南宋理学家的言论，更多的是展开对南宋理学家的思考。在南宋，批评理学家的仅有郑厚等个别人，其《艺圃折衷》排斥孟子，离经叛道，被朱熹等人斥为“邪说”[85]。在北方，李纯甫推扬郑厚之论，以郑厚的传人自居，自称“自庄周后，惟王绩、元结、郑厚与吾”。他信奉佛教，为了批判理学，特意针对南宋人的《诸儒鸣道集》撰写《鸣道集说》一书，“就伊川、横渠、晦翁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且恨不同时与相诘难也”[86]，因而常有一些偏激之论。
除李纯甫之外，对宋儒展开诘难的还有王若虚。他的《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主要是针对宋儒而发，特别是针对南宋理学家而发。张九成、朱熹、胡安国、吕祖谦、叶适等人都是他的辨驳对象。不过，他比郑厚、李纯甫要正统一些，他的诘难也更加中肯准确。如对待郑厚，他像多数宋人一样，批评郑厚偏颇失当：“郑厚小子，敢为议论，而无忌惮。汤武、伊周至于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诋骂。至汉祖萧曹平勃之徒，则尊为圣贤而亟称之，复以欧公讥病唐太宗为薄，佞夫之口，其足凭乎？”与宋儒不同的是，他能摆脱宋人那些不切实际的高论或牵强附会之说，从人之常情出发，重新审视宋儒的观点，表现出更加务实的倾向，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论语·乡党篇》记载的主要是孔子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张九成《论语解》等著作却从中发掘微言大义，夸大其辞，认为《乡党》能与《春秋》相表里，说什么“不学《乡党》，无以知《春秋》之用；不学《春秋》，无以知《乡党》之神”[87]。王若虚严辞批评其穿凿迂曲、夸诞不实。他对宋儒的批评，正如《四库提要》所说，“足破宋人之拘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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