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业有了新的发展。压光和染色是这一时期造纸技术的新成就。当时纸的名目很多，其中用藤皮造的藤角纸是一种质地优良的纸张[87]。造纸业的发达对当时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商业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加上江南河流纵横，水上交通方便，为商业发达提供了基础和有利条件。
南北朝绘画
士族豪强兼并土地，官府赋税徭役繁重，许多中小地主和农民被迫从事商贩活动。贵族官僚有免关津税特权，在任期届满时带着大批货物作为“还资”，然后转贩各地。官府征收租调要农民折钱交纳，农民被迫出卖自己仅有的农副产品。因此，南朝出现商业畸形发展的现象。
当时南方的重要城市有建康、江陵、成都、番禺（广州）等地。建康是东晋南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长江下游的经济中心。这里“贡使商旅，方舟万计”。萧梁时期，建康城内有居民28万。城内有四个市，秦淮河北有大市和小市十余处。会稽、吴郡、余杭等地也是“商贾并凑”。
番禺是海外贸易中心，南洋各国，以及天竺、狮子国（斯里兰卡）、波斯（伊朗）等国的商船，“每岁数至”，或“岁十余至”。江陵“当雍、岷、交、梁之会”，商业也较发达。成都不仅商业繁盛，而且也是高级丝织品的重要产地。市场上既有奢侈品，也有普通的生产、生活用品。商贾小者坐贩于列肆，大者转运于四方。商税是南朝收入的大宗。东晋、南朝都注意货币铸造，但币制混乱，数量不足。
自耕农
自耕农是当时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是封建政府榨取的主要对象。他们对政府的负担有租调、杂税、徭役三大项。
宋、齐时的田租大概沿袭东晋后期的制度，即口税米五石。户调剥削，在宋孝武帝规定：“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岁输布四匹，只是每户农民应纳户调的平均数目，征收时仍采取“九品相通”的办法，即事先评出户产，定出户等，然后再依照户等的高低分派。
在战争时期，一般农民也有兵役负担，各种徭役更是随意征发。于是，许多自耕农破产流亡，越来越多地沦为士族田庄里的部曲和佃客。
文化
经由魏晋时儒学独尊的地位被破除后，到了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思想。在诸多的思想流派中，出现了以法治国、务实求治的主张和“无君论”等有价值的观点，也产生了消极颓废、遁世游仙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玄学思想。
南北朝时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文学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迅速，其中南朝风格偏向华丽纤巧，而北朝风格偏向豪放粗犷。南朝文学代表是骈文，讲究格律、词藻、用典，内容多脱离实际生活，抒发一些富贵闲愁，以庾信、应扬的文章为代表。而北朝代表人物是北地三才，即邢邵、魏收、温子昇。叙事长诗以南朝的《孔雀东南飞》和北朝的《木兰诗》为代表。民歌方面，由与南北文化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乐府诗集》即有“豔曲兴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的说法。
南北朝玉器
在文学研究方面，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文艺理论巨著。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编选的《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这两部巨著都对后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89]。同时，道教影响了中国艺术及科学。例如《游仙诗》等文学，描述神仙飘逸之妙或藉由神仙之说抒发情怀。道教名士陶弘景、陆修静均擅长神仙文学[90]。
史学
南北朝继承了汉代以来设官修史之制。宋设著作官（宋齐梁陈时官名及分职屡有更改），负责撰修国史（本王朝史）及帝王起居注。齐始有国史与前朝史之分。北魏亦设著作官及起居令史，使修史官与起居官逐渐分职。北齐始设史馆（或称史阁），为专门修史机构，影响中国日后的官方修史制度。西魏、北周亦设著作官制度。南北诸朝又有大臣监修史书[91]。此外，南朝梁时始行编修武帝、梁元帝的“实录”，是为唐代开始一朝接一朝修实录的滥觞[92]。
纪传体断代史书在南北朝史学仍占一席位。官修的有如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魏收《魏书》[93]，私修的有如范晔《后汉书》[94]。
反映社会各种状况的史书，亦在南北朝盛行。如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当中新增“独行”、“逸民”（或“隐逸”）、“列女”等类传记各种人物面貌；宗教史籍有慧皎《高僧传》[96]；记述寺院建筑的有杨炫之《洛阳伽蓝记》[96]；地理类著作方面，以郦道元《水经注》为南北朝集大成之作[97]。少数民族历史亦因五胡各族建割据政权而深受重视，成就较高的有崔鸿《十六国春秋》[98]。
南北朝书法
谱学（或叫谱牒学、家谱学）在南北朝门阀政治影响下而大盛一时。各豪族郡望为求巩固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乃撰修家牒，以彰显自身血统、门第及婚宦。继家谱出现后，又有了家谱学的研究，当时便出现“统谱”、“百家谱”等书籍[99]。
南北朝的注史之学，具代表性的有如裴松之《三国志注》。裴注着重资料搜集、补充史事，不再局限于对音训及解释史文，对中国的注史方法产生有相当影响。裴松之对史料相互考异，日后史家有所继承，如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考异》。裴注里又有对前代史家的评论，这推动了中国史学批评的发展[100]。
宗教
六国晚期出现改革道教的寇谦之，他受东晋灵宝派的影响，制作《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等经八十余卷。在精义经理方面无所创新，却明确声称要清理道教，除去五斗米道的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严格斋戒礼拜，使道教组织更为严密，道规教仪更为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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