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本身并没有强大的实力，主要是凭着长江天险，偏安江南；及依靠丞相王导号召南迁避难的中原士族。王导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做属官，并联合南方大族，取得他们的支持。不过，南北大族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内乱频生，导致东晋政权并不稳定。[10]
偏安南方
自晋怀帝从祖弟琅琊王司马睿迁镇建康后起，王氏—司马睿政治集团开始对中原播乱的京都洛阳及长安流亡政权作壁上观，表现出极度消极的小富即安的心理。曾参与、目睹八王之乱权利分配的王马集团，多少延续着各王角逐权利的争斗，实际上深受原东海王势力影响的司马睿也不可能会祛除司马氏唯权是图、不顾手足的阴暗心理，以此主观上了决定琅琊王勤王中原、关中的虚伪性。司马氏、王氏尚未立威信原东吴士族，客观上决定该集团也不可能尽心尽力地发兵中原与匈奴汉军交战，何况有冒险之虞，所以表现为偷安于江东。
南方地势险要，有长江天险，易守难攻，十分易于防守，有战略的优势。自淝水之战胜利后，南北的局势稳定，南北疆界大致以长江为分界线。南方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商贸频繁，商品经济发达，有利于增加国库的收入。
由于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使他们更多的接触到华夏文化，与汉民族逐渐发展为同一生活习惯的民族，进而被汉族融合。自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原北方大体已形成以汉族为主，其他少数民族混居的人口构成形式，使中国正式成为具有相似生活习惯的多民族国家。[11]
西晋灭吴国后，南方士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陆机荐贺循表里云：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南方士族对中原士族的独霸仕途，当然不能满意。王导想在吴国旧境内建立以中原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士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晋元帝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大半年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很担心，和从兄王敦商议，替晋元帝制造威望。一个节日，王导请晋元帝坐肩舆出巡，王敦王导和北方名士都骑马随从，显出晋元帝的尊严。南方士族顾荣等在门隙窥看，大惊，相率到路旁拜见。王导对晋元帝说，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领，招这两人来任职，其余士人自然都来了。晋元帝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晋元帝。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12][13]
士族间必须说洛阳话，通婚姻必须严格衡量门第的高低。王导为联络南方士族，常常说吴语。北方士族骄傲自大，说王导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辞谢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例。北方士族轻视吴语，实际就是轻视南方士族，南方士族拒绝和北方士族通婚，表面上是谦逊，实际也是轻视北方士族。陆玩曾在王导家食酪得病，写信给王导说，我虽是吴人，却几乎做了伧（音仓cāng南人轻视北人的称呼）鬼。这都说明南北士族的界限很分明，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比南方士族高，南方士族并不心服。义兴郡强族周，因被北士轻侮，准备起兵杀诸执政，以南士代北士。阴谋败露后，忧愤发病，死时嘱咐儿子周勰说，我是被那伙伧子气死的，你能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集合一些怨恨北士的豪强，谋起兵攻王导、刁协等。事败后，王导因周氏强盛，不敢追究。在晋元帝即帝位以前，王导的政治措施，主要是在争取南北士族间相对的平衡，由于王导的忍让，基本上是成功了。[12][13]
王导在政治上取得这些成功，关键在于给士族安排了经济上的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陆氏，义兴郡周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王导定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郡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同时流亡士族保持原来的籍贯，凭借势力在寄居地依然奴役从北方流亡来的民众，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职，当然又是流亡士族的出路。所以，侨寄法虽然是紊乱行政系统、加深人民穷困的恶劣制度，但对东晋政权说来，却是安置流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间矛盾的重要措施。[12][13]
东晋三朝元老-王导
王敦作乱
参见：王敦之乱
晋元帝只想做个偏安的皇帝，王导也只想建立一个王氏当权的小朝廷，他们的目光专注在江东内部的权利分配上，从来不作北伐的准备，而且还反对有人主张北伐。晋元帝将要称帝，周嵩上书劝他整军讲武，收复失地，那时候称皇帝不算迟。周嵩说忠直话，几乎被杀死。熊远要求朝廷改正过失，说不能遣军北伐是一失，朝官们忘记国耻，以游戏酒食为正务是二失。熊远说忠直话，掉了京官出去做地方官。谁主张北伐，谁就被排斥，至于实行北伐的祖逖，当然要遭到冷酷的对待。祖逖是当时最识大体最有才能的杰出人物。中原大乱，祖逖率亲友数百家来投晋元帝，要求率兵北伐。[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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