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龙女继续说道《山海经》中还有关于先民科技成果的记载。《山海经》大量记载了中国先秦时代数千农耕文化的科技生产成果。它还记载了农业生产情况：“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爱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华实，草木所聚。”从这些原始的农耕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科技生产水平和科技生产的成果。在《山海经》中还有许多关于水利、车船制造、耕牛使用、乐舞产生及投壶游戏的记载。[13]
当代许多学者均认为，《山海经》在这里记载的是北极地带半年为昼，半年为夜的极地现象，只不过是古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于是就用神话来解释。这种记载无疑是宝贵的科学资料。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15]
文学
《山海经》的文学价值是丰富多样的，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探究。至少可以从神话思维（即原始思维）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的影响、原始逻辑的表述方式、人文关怀中丰富的情感体验和实用主义的审美判断等视角对《山海经》的文学价值予以解读和探究。《山海经》中包含着丰富的神话思维，它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深入地研究神话思维并揭示这种影响，不仅有利于从源头上来探讨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形成的深层次影响因素，而且对于弄清各种文学现象形成和发展的规律都有很大帮助。
山海经.刑天图
在《山海经》中，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讨神话思维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的影响：
1、丰富的直观想象力和巨大的想象空问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创作的影响；
2、包含丰富神话思维的神话传说常常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素材；
3、神话思维的原始生命观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深层影响。[21][22]
版本情况
《山海经》一书的书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传》：“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这表明司马迁读过《山海经》。在司马迁之前，《山海经》的书名应当早就已经有了只是卷数不明；而在更早之前，虽然还没有《山海经》的书名，但是《山海经》的文献资料应该也是早已存在。[2]
山海经.开明兽（九首虎身）与文物比较
有学者推测：秦始皇、吕不韦及其门客、屈原都应该读过《山海经》。理由是秦始皇对海外求仙笃信不疑，是因为对古代典籍的信任；后两者，因《吕氏春秋》记述有许多《山海经》的内容，而《天问》中有大量与《山海经》相同的内容，屈原的其它文章亦有与《山海经》相同的记述。庄周则可能读过《山海经》，因《庄子》里面的丰富想象力，应该得益于《山海经》的“荒诞”内容。老聃，则应该读过并整理过《山海经》，因他长期就任周朝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他完全有条件阅读到周朝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各种典籍文献，其中应该包括周朝以及前朝的地理文献。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人考察山川物产、部落分布，当然不是自《山海经》而始。事实上，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了解、观察和记录，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早期。[1][2]
以上是司马迁之前的《山海经》情况，其后，《山海经》的版本沿革基本上有案可查。其中，西汉末年刘秀（刘歆）校订的《山海经》版本，已经不能直接看到了。现能看到的最早《山海经》版本，是晋代学者郭璞的《山海经传》，有宋、明、清三代的刻本，也是迄今（2013年）能看到的并确认的最早《山海经》版本，它包括《山经》5篇和《海经》13篇，各卷著作年代无从定论，其中14卷为战国时作品，4卷为西汉初中叶作品，有宋代、明代、清代的刻本。多数学者认为，郭璞《山海经传》应当是传自汉代刘向、刘歆（即刘秀）合编校后的版本，根据在于，郭本《山海经传》卷首有刘秀《上山海经表》一篇，刘秀明言献上《山海经》18卷，但其所献古籍早无存世，内容无考。[1][2][8]
东晋时文学家郭璞对《山海经》进行了整理，并作了精细的注释工作，对于了解《山海经》原文有极大帮助。现存《山海经》均来源于郭璞注本，如果没有郭璞的注解，《山海经》这部珍贵古籍也许会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并且，郭璞版的《山海经注》是带注、赞、图的，但郭本原图早已佚失，较重要版本、近人袁珂的《山海经校注》，所附插图150幅，绝大多数都是采用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一书的附图，其它有附图的《山海经》版本大多也是选用明清学者《山海经》版本的附图（明、清以前更早的《山海经》版本所附的古图亦均已失传，现所知道的山海经附图，均为单幅插图，没有涉及地理方位）。[1][2][24]
之后，据袁珂《山海经校注》一书，比较重要的《山海经》版本及其研究专著，计有明代学者撰写的《山海经补注》（杨慎）、《山海经释义》（附图，王崇庆），以及清代学者撰写的《山海经广注》（吴任臣）、《山海经存》（附图，汪绂）、《山海经新校正》（毕沅）、《山海经笺疏》（郝懿行）、《山海经地理今释》（吴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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