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的气氛越发压抑，因为大卫·哈维的话像是一把锋利的匕首，如剥洋葱一样，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展现在大家面前，而在座的都不是笨蛋，自然清楚，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是资本主义生产，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我现在用的还是祖母的刀具，已经有120年了。如果资本生产的商品都用这么久，资本就垮台了。资本喜欢生产的是容易损坏，必须快速更新的产品。市场的作用就是推动你加快消费。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听到大卫·哈维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大家会心一笑，这让原本压抑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接下来，大卫·哈维继续旁征博引，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讲到价值实现，从消费讲到分配，从分配讲到资本增值和再生产。
最后，他说：“很多人说，大卫·哈维是一位执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我认为有必要纠正一下，这里所谓执着，我认为不是说信仰，而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我一直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施用于全世界，面对各种问题，无往不通。所以，回到刚才那位先生的问题上，我的回答是，中国并没有任何特殊性。因为你们也开汽车，也有银行，也有酒店，也有工厂。它们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怎么工作的？这些是同一种资本发展的不同方式，本质的逻辑是一样的。”
当傅松给哈维翻译完后，不得不佩服他理论运用的扎实性与熟练性，更对他演讲的艺术性而击节叹赏。
刚才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场的人都知道，傅松相信哈维更清楚，他整个回答只字不提主观看法，却用《资本论》的理论，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中国没有任何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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