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猛攻锦州时，袁崇焕与监军纪用一起下令不许出战，任凭赵率教在锦州苦苦支撑，在锦州破在旦夕的时刻，满桂公然违抗袁的不抵抗命令，主动出击，冒死以救锦州。宁锦大捷后，魏忠贤论功行赏，升了血战有功的满桂、赵率教的官，而罢免了畏敌避战，不救锦州的袁崇焕。魏忠贤并没有因为这位一心热衷于议和的袁崇焕在宁远城给他修生祠而放过他在宁锦之战中的怕死避战之罪，也没有因为毛文龙上书力保和他作对的东林党人而处分毛帅，这也是为什么天启朝后期关外局势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原因。
天启朝最大的战争失利，是袁应泰丢掉辽阳。而后来袁应泰之所以被起用，是因为之前的督师熊延弼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弹劾，当时魏忠贤还未掌权。
辽阳失陷后魏忠贤查办了许多当初弹劾熊延弼的文官，固然有打击文官集团的私心，但是这些文官书生误国，也实在该碎尸万段。而后魏忠贤立刻起用熊延弼为兵部尚书，之后王化贞失陷广宁，同在关外的熊延弼也受到株连，被传首九边。这里熊延弼是受到王化贞的拖累而被杀，虽然他是由魏忠贤主张上台的，但九堂会勘定案，实无免死之理，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另一方面，魏忠贤接连起用的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骨子里和自己作对的，但魏忠贤在边关大事上还是容忍了这些清流官员；
只是到了天启晏驾前为了抢班夺权的根本利益，才临时起用了自己的私人崔呈秀，并匆忙让自己的心腹刘廷元替换掉屡与自己作梗而将要去南京赴任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的袁可立（时为天启六年十一月），这些至少说明魏忠贤也有爱国之心，非因大过而一无可取。因此有关崇祯皇帝在亡国前又想到了已被自己赐死的魏忠贤的说法似乎也不无道理。魏忠贤主政期间，国内形势良好，辽东局势平稳。想想为什么魏忠贤当政时关宁防线得以组建，基本上没什么人造反，孙承宗修关宁防线不缺钱，而东林当政后关宁军守防线都那么紧张，国内屡次造反？
其实魏忠贤是忠，还是奸；是贤，还是恶？最有发言权的是朱由校、朱由检两任皇帝，因为魏忠贤的一切权利都来源于他们。
朱由校病重时“召见阁部、科道诸臣于乾清宫，谕以魏忠贤、王体乾忠贞可计大事”；
临死时，让魏忠贤宣召朱由检入宫，“上病亟时，召皇弟信王入，谕以当为尧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宫为托，及委用忠贤语。既崩，忠贤自出迎王入。”
朱由校临终嘱托朱由检是：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这“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八字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恪谨忠贞”说明魏忠贤是忠于大明朝的，而且能以国家大计为重。
说魏忠贤“专权”也罢，“独丶裁”也罢，有两件事的处理，还是可以证明魏忠贤以国事为重，不像东林党人专事党同伐异。
至于魏忠贤的其余举动，引起的争议也是极大。
从经济方面来看，东林党反对向士绅纳税，反对向商人手工业者和矿主纳税，代表了大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矿业主的利益。但这实际上变相使帝国财政匮乏。而魏忠贤执政几年，坚定地延续了万历的矿监政策，极力向中上层征税，使帝国不至于被财政拖垮，崇祯上台重用东林党，撤销了这一政策和加征三饷反而从侧面肯定了这一政策的可行性。
虽然舆论多是丑化魏忠贤为主，但是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魏忠贤在执政时有过侵害百姓，肆意杀民的行为。至于贪财，和刘瑾、严嵩等人相比贪得也实在不多。
更有意思的是，魏忠贤曾经还向国家捐款，用自己的私产资助辽东战事兵器马匹等物品。
辽东巡抚袁崇焕疏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至其身任边事，誓图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觧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而勇，以有今日。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
魏忠贤为前线筹集马匹，曾经在辽东战事吃紧的时候，知道前线急需马匹，但是这个问题一直难以解决。魏忠贤为国分忧，想了个好办法。依明朝旧例，大臣有特殊贡献者可赐给在宫中骑马的特权，不过，作为条件，骑马者逢年过节要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魏忠贤就一下子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而后就不断地降谕旨让他们进献马匹，逼得这些太监直骂娘。
既有十大罪，又有这般不符合记载的故事，魏忠贤歹毒宦官的身份，倒是一时间难以明白。
“你到底想要说些什么？”李毅沉声问道。
“我想和你做个交易。”***眼睛死死的盯着李毅。
“交易？”
“对，交易。”***道：“魏千岁死了，新皇的态度还不明确，我们这群应当活在阴暗中的人时刻存在着危险。我们想要找一个地方，一个能够安顿我们软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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