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才知，王博和甜菜都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她的专业方向是国际商务，他的专业是外交学。
他俩大学都没好好上。
甜菜大学的所有时间只做了两件事：跟话剧死磕，跟王博死磕。
王博描述，他大学的学习和生活状况都很糟糕，极尽一个文艺未遂青年糟践之能事：整天无所事事又胡思乱想，又自负又自卑，既看不起别人也看不起自己。
他有一道深入骨髓的旧伤。
王博父亲上班的公司叫黄金公司，主要业务是淘汨罗江底的沙金。
驻扎于江心的大船通过传送带把河沙挖掘上岸，大卡车再把沙子运回厂房车间。一些机器设备将河沙反复淘洗、筛选、分拣，最终得出些金粉。江心的大船昼夜不停工，不能随意移动，工人们轮班倒，便需坐渡船。
1996年农历七月半，鬼门大开，正是王博父亲的夜班，洪水汹汹，系那渡船的缆绳被冲得松垮，恰在他父亲倒班时散开，他父亲去拽那船，被拖进汹涌的江水中，一去不回。
父亲走得太急了，王博第二天本该去新升学的初中报到。
王博早晨出门买了油条回来，见到父亲的几位同事好友站在屋里，母亲被围坐在中间，像只被挤出巢穴正在坠下的雏鸟。她捕捉着人们的神色，企盼这不过是个揪心的玩笑。
没人救她，她眼底的绝望慢慢渗出来，吞噬掉整个眸子，她屏气抗拒着，直到望见王博。
潮水猛地喷薄出来：孩子，你没有爸爸了啊！
这句哀号如此喑哑，像水消失在水中，如同父亲的身体那样，瞬间被江水吞没。
父亲的离去颠覆了整个世界，王博的整个青春期在一片透不过气的潮湿中度过，他各种折腾，折腾到大三，到了中度抑郁的程度，若没有甜菜的出现，他或已崩溃在成长的夹缝中。
因为挂科和学年论文未交，未能按时毕业，他延期了一年才拿到毕业证。
因为跟一同延期的朋友的关系，毕业后王博去了外交部所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世界知识》杂志编辑部实习，之后就留下当图文编辑，一直干到辞职去云南，那是王博干过的唯一一份正经工作。
他并不兼容那个中规中矩的环境，却又一时没找到更好的出口，某天向甜菜抱怨说真想抛开一切，甜菜说：那就走呗，别干了，辞了职就走。
王博一下滑落到正常人的思维逻辑中，他说：没钱啊，辞了职不就没工作了。
甜菜说：你不是还做着一个翻译的兼职吗，到了哪儿也都能做，饿不死。
甜菜说：你有多少钱愿意辞职出去走走？
王博说：3000吧，你呢？
甜菜说：500吧。
王博沉默了一阵，甜菜又说：3000咱也有啊，只要你能开心，那咱们就走吧。
去哪儿呢？甜菜大学时跟学校话剧团去过大理演出，对云南有极好的印象。于是一分钟之后，他们决定买两张去昆明的车票。第二天的火车上，他们在半个小时之内丢了身上那3000块钱。
甜菜没有怪王博的大意，开开心心地陪着他挨饿，以及继续这条懒得回头的路。
在我结识他们之前，他们已经优哉游哉地晃荡了大半年，过着一种貌似无忧无虑的极其不真实的生活，仿佛一切烦恼都不复存在一样。
实话实说，若干年来，我并不苟同那种貌似潇洒的流浪生活，也从不鼓励辞职退学。
人总该对自己负责任，盲目和偏执的游历能让一个人获得真正的成长吗？对此我是存疑的。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说走就走的旅行和一门心思地浪迹天涯并非我所能接受的价值观。
但当我面对王博甜菜时，我却又发觉，他们貌似是在流浪，却并非在过那种盲目和偏执的生活，他们好像很有数，对很多事情有自己的解构和判断。
其实和那些盲目辞职去流浪的人不同，她是懂他的，明白在那个时期能够让他好起来的方式该是什么，环境的更迭有时候意味着全新的开始，她用她的方式陪伴着她深爱着的这个男孩，和抑郁死磕。
关于抑郁和烦恼这个话题，我和他们曾经有过一次彻夜长谈。
那是他们最后一天在小屋当义工，我们从半夜一直聊到东方发白。
那天我的状态差到谷底，一颗心五味杂陈，乱得很。
我那时主持了一档节目叫《惊喜惊喜》，同时兼副制片人。
半年的时间，经手了上百个普通人心愿达成、梦想成真的故事，也经手了几十个离散家庭的复合案例。
我成天站在屏幕里给人宣布着或成功或失败的亲子鉴定书，一个又一个被拐卖的孩子、被拐卖的妇女，一个又一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故事，一个又一个徒劳无功的临终关怀，不治之症的、冤屈的、残疾的……
那时我心理脱敏做得不好，代入感太强，整个人迅速临近了崩溃边缘。
做节目时喊：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让我们汇集力量改变他的人生……
可一下了台，我立马扎进无边无际的抑郁之中。
那时经常会遇见有人扑通跪在面前求助，我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那些绝望的脸……
好像忽然掀开了一层纱布，猛然瞅见了现世中最复杂阴暗的角落，猛然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对什么实际上都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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