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奔南”，谯周说，倒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早做准备（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现在，敌军很快就会兵临城下（大敌以近），我们也很快就会大祸临头（祸败将及）。那些小兵小卒、小民小吏的心思，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群小之心，无一可保）。只怕我们一出门，他们就动手了（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哪里还到得了南方（何至南之有乎）？
对于谯周的这一番理论，刘禅君臣并无一人反对。只有个别人反问说，现在邓艾已经快打到成都了，恐怕他不会接受投降，那又怎么办（恐不受降，如之何）？谯周说，现在东吴尚未臣服，邓艾肯定受降，他也不得不受降。受降之后，还不得不给我们礼遇。如果魏国居然不封土地、爵位给陛下，我谯周愿意亲自前往京师依照古义据理力争（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结果，蜀汉君臣谁都没有话说（众人无以易周之理）。刘禅倒是仍很犹豫，他还是想逃到南方去。于是，谯周又上疏刘禅，讲了一通南方绝不可去的道理，主要意思是南方少数民族原本不服（以为愁怨），见我“穷迫”，必反无疑。刘禅也就打消了念头。
既不能“奔吴”，也不能“奔南”，那就只有投降。显然，刘禅投降与谯周关系很大。甚至可以说，刘禅就是谯周劝降的。比如陈寿就说，刘禅一家平安无事（刘氏无虞），蜀汉百姓免遭战乱（一邦蒙赖），都是得益于谯周的谋划（周之谋也）。
这当然是正面的说法。作为西晋的臣子和谯周的学生，他大约也只能这么说。但在持不同立场的人看来，这也等于认定谯周是“头号卖国贼”。因此，痛骂谯周“误国”，痛骂谯周“无耻”，痛骂谯周是“卑鄙小人”的声音，在历史上就不绝于耳。谯周，似乎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其实这也是可以商量的。第一，当时朝堂之上讨论蜀汉政权何去何从时，刘禅君臣均无战意。他们与谯周的不同，只不过他们主张跑，谯周主张降。甚至，他们也不反对降，只不过担心降不了（恐不受降，如之何）。等到谯周拍着胸脯做出保证，也就都不说话了。由此可见，没有谯周，他们只怕也会降。第二，谯周的话，虽然是“投降理论”，却不等于“卖国理论”。就算是“卖国理论”，也不等于“一派胡言”。实际上，谯周的很多话是有道理的，比如“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比如南方乃“患国之人”，“必复反叛”。这些都是事实。第三，就算谯周“卖国”，也未必是“小人”。因为当时在“三国”之上，还有“天下”。天下终究是要重归一统的。在天下一统的过程中，投降者又岂在少数？包括被诸葛亮誉为“良士”的董厥都是。如果都要算作“卖国贼”，岂非打击面太宽？
实际上谯周也不是什么“小人”。从《三国志·谯周传》我们得知，他是一个孤儿，跟着母亲和兄长生活，长大以后迷恋古籍潜心学问（耽古笃学），终于成为非常博学的人，《三国志·杜琼传》称他为“通儒”。当然，学问好，不等于人品好。学问挺大而人品极差的人，我们见得还少吗？但谯周似乎不是。他不但没有什么“不良记录”，反倒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比方说，他家里比较贫穷，却丝毫不影响他对学术的热爱，本传的说法是“家贫，未尝问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如此安贫乐道，像是小人吗？又比方说，他这个人，大约是有些其貌不扬又不修边幅，而且说话直来直去的（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所以，他第一次见诸葛亮时，所有的人都笑。本传裴松之注引《蜀记》说，当时执法官要求处分那些笑谯周的人。诸葛亮说，算了算了，我都忍不住，何况别人（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但是，诸葛亮病逝，第一个跑到前线奔丧的就是谯周。这像是小人吗？再比方说，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常常出去游山玩水，还要增加宫廷乐队。当时官居太子家令的谯周便上疏力谏，希望刘禅“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这又像是小人吗？
谯周既然不是“小人”，为什么又要“卖国”呢？也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认为这个“国”该“卖”。或者说，他认为蜀汉早就该亡，甚至希望蜀汉灭亡。为什么蜀汉该亡？因为天下必须统一，也必定统一。而且，在谯周看来，能够统一天下的，就是曹魏。曹魏而非蜀汉，才是代汉而立的“天命所归”。
这样说，有根据吗？有。根据就在《三国志》的《杜琼传》。杜琼也是大学问家，而且是谯周的前辈，谯周经常向他讨教。有一次，谯周向杜琼请教了“代汉者，当途高”的问题。所谓“代汉者，当途高”，是东汉末年的政治民谣。意思是说，必将取代大汉的，一定是正当大路又高大魁伟的。这话早就在流传了，而且被袁术利用过，因为袁术字“公路”。公路，在袁术看来就是“当途高”了。但是袁术并没有得逞。这样一来，什么是“当途高”，就必须重新解释；而益州学术界的解释，则认为“当途高”就是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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