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自去年5月初开始写作，6月初因故停止，10月初重新开始，至今年1月底全部完成，耗时共五个月。
本书写作时间虽然较短，但准备的时间却相当长。它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984年。当时我与邓晓芒(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导师)合作进行中西美学之比较研究，不能不涉及双方的文化背景，亦不能不初步探讨中国文化的性质、内核与精神。作为本书主线的“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这一观点，即在当时我们俩合著的《走出美学的迷惘》(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版)一书发表。以后，晓芒兄仍去研究他的西方古典哲学问题，已出版了四十三万字的《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等著作。我自己则忙于《艺术教育学》和《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和撰写，但对于中国文化问题，仍时时关切于心。偶有所得，便诉诸札记，积累了不少材料。《艺术人类学》撰写完后，我开始准备撰写《中国美学史纲》，但仅仅写完《绪论》，便立即发现，不彻底弄清中国文化，是根本不可能真正说清和说好中国美学的。照搬西方美学那一套，来讲中国美学，不是“削足适履”，便是“捉襟见肘”，只能弄出“中不中，西不西”的“杂种美学”来。于是又回过头去研究中国文化，这样又费了几年功夫，最后发现要研究中国文化的“精神”，还得研究中国文化的“现象”，于是就有了撰写本书的念头。念头既起，动作起来也就快了。
本书写完最后一页时，正值甲戌年除夕之夜。家家都已吃过年夜饭，正准备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这是一年之中我们中国人最开心的日子，当然也是我最开心的日子，而今年之今日，又格外开心，因为我将有一份薄礼，奉献给我所热爱的文化和人民。此时，钟声将起，子夜将临，狗年将去，猪年将来。猪年是我的“本命年”，新的任务已在前途召唤。那就赶快将这篇“后记”，作为一条“狗尾巴”，缀到那原来并非“貂裘”的“狗皮大衣”上去吧!
易中天
1995年1月30日
甲戌年除夕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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