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种种
中国人友谊的又一个特点，是任何人的结交，都有一定的“圈子”。
君子之交是一种圈子，小人之交也是一种圈子；侠义之交是一种圈子，清高之交也是一种圈子。虽然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但没有一定圈子的交往，事实上并不存在。就连水泊梁山之上，虽然都是“哥们”，也有一定的圈子，比如智取生辰纲的几个就比较亲密，而李逵、花荣、戴宗等人则和宋江比较“贴心”。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的人形成不同的圈子，原本是十分自然的事。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人，认识一个人，只要看看他生活在哪一个圈子里，和什么人来往，跟谁交朋友，也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就叫“不知其人而视其友”。
这种“观人之术”，应该说有它一定的道理。因为每个人在结交朋友时，总是会有意无意地选择那些和自己在各方面都比较相同，至少在某一方面比较相同的人，或者气质、秉赋、个性、志趣、爱好相同，或者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相同，或者是个人道德修养、知识修养、审美修养的档次、层次、境界相同。如果相异，就没有共同语言，甚至“话不投机半句多”，哪里还有友谊可言？“云从龙，风从虎，麋近鹿，凤求凰”；“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的是王八”，圈子的形成是很自然的。
不过，圈子并不一定等于友谊。形成圈子的因素和条件很多，比如“行业”。“行”（háng）的本义是“道路”，其次是“行列”。同行也就是同道、同列。同行之间，只要不存在直接的现实的利害冲突（如同在一个单位争夺同一个职位），一般说来，感情上总存在某种天然的联系，较之非同行要更亲密，也较易交往。所以历史上，不少行业都有自己的圈子、团体和组织，叫做“行会”、“行帮”或“帮口”，就连乞丐也有，叫“丐帮”。行会、帮口内部，有自己的规矩，叫“行规”；有自己的语言，叫“行话”。不懂行规行话，就很难进入他们的圈子，甚至很难和他们交往。
又比如“学历”也是。它包括三个内容。一是学什么，类似于行业。习武的，是“武林中人”；修文的，是“衣冠中人”。这就有圈子了。二是跟谁学，这就有门派、学派、师门之别，圈子更小。同一老师的叫“同门”，感情关系又更深。三是何时学成，学到何种程度。科举时代，同届考中者为“同科”，同科考中者为“同年”。同科、同年之间，无论先前是否相识，都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叫“年谊”。有年谊者，互称“年家”，称其长辈为“年伯”，同辈为“年兄”，后辈为“年家子”，宛如亲属家人。一旦为官，则在官场上，都有互相照应提携的义务，甚至勾结成党，朋比为奸，成为“朋党”。
形成圈子的又一种最常见的因素和条件是“籍贯”。中国人历来重籍贯，直至今日，中国人的档案材料中，差不多都有“籍贯”一栏。中国文化认为，不同的地域的人，会有不同的文化气质，或刚，或柔，或憨，或狡，或粗犷，或细密，或耿直，或油滑。文化气质甚至影响到他们的行业职业，如“江南出才子，山东出响马”，“宁波出裁缝，绍兴出师爷”等。同一籍贯的人，由于文化气质相近，当然也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了。于是同乡之间，也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关系，叫“乡谊”。如果都是背井离乡、外出谋生者，哪怕先前并不相识，一旦认了“老乡”，也是必须互相照应的。
以上三种最常见的圈子中，又以同乡为最常见，最普遍。一是因为每个人无论有无职业、学历，都有籍贯，都有乡里，因此最具普遍性；二是因为“乡”与“家”的关系最为密切，乡情本身便带有亲情性质或亲情意味，故谓之“乡亲”。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言：“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在城镇叫“街坊”，在农村叫“邻里”。街坊邻里关系，有时比亲属还要密切，叫做“远亲不如近邻，街坊不如对门”。门对门、墙隔墙的近邻，关系最亲密，因为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见得多，自然有“情面”。亲热的说法，叫“有墙是两家子，拆了墙就是一家子”。街坊邻里是一个圈子，扩大一点，就是“乡里”，再扩大一些，同一县，甚至同一省，都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感情自然非比寻常。
共享原则
圈子既以认同（同乡、同年、同行）为前提，则圈子一旦形成，便难免“党同伐异”，把圈内人视为自己人，把圈外人视为外人，严格按照“内外有别”的原则进行交往。比方说，几个人在一起，如果都是“自家人”，就有说有笑，打打闹闹，而且可以相互开一点“出格”又无伤大雅的玩笑。如果这时来了一个人，却是圈子以外的，则玩笑立即停止，甚至大家都不说话，弄得那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十分尴尬。至于略带隐秘性的信息、传闻、小道消息，也首先是在圈子内相互传递，而且传递时还往往要加以叮嘱：“不足与外人道”。尤其是关系到某种实际利益的消息，更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只能让圈内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也就是说，必须按照“资源共享”的原则，给予适当的“照顾”，包括送消息和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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