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本位
单位是家庭，家庭也是单位。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这倒是全世界都一样的。不过，中国的家庭还是“本位”。本位原指货币制度的建立基础，或者货币价值的计算标准，比如“金本位”、“银本位”、“外汇本位”。借过来用，就指社会制度的建立基础和社会价值的计算标准。比如“官本位”，就是以官衔为价值标准；“家本位”，则是以家庭为社会基础。事实上，传统中国的组织结构、国家制度、伦理道德，都是以家庭为根基、模式和本源的。这就叫“家本位”。或者说，“家为国之本”。
家为国之本，包括“家单位”、“家天下”和“家伦理”。
先说“家单位”。
家庭在中国社会组织结构中，是最基本和最常规的单位。“最基本”，就是“不可再分割”；“最常规”，就是“普遍性模式”。这就把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区别开来。比如在西方，家庭就不是最基本的，因为它可以再分割，即分割为“个人”。个体的、单独的、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人”，才是社会组织结构中最基本的单位。也就是说，在以“个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西方文化那里，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而不是由家庭组成的。家庭只是社会组织的形式之一。既不是惟一的形式，也不是通用的形式，当然也不是最常规的形式。社区、教会、政党、国家，都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家庭没什么关系。一个人，“成家”也好，“出家”也好，也完全是他个人的事。只要合法，别人就管不着。这种以“个人”为单位组成社会的概念，就叫“个体本位”；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个人主义”。
中国的传统社会则不同。它最基本的单位是家庭，家庭不可再分割为个人。这不是说个人不存在，而是说任何个人一旦脱离了他的家庭（也包括一切类似于家庭的单位），其存在便不具有社会性意义。一个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他的身份、地位、价值、权利、义务和责任，都是和他的家庭、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一个人，如果家庭的“门第”高，家族是“名门望族”，他的地位也就高，价值也就大。反之，如果出身寒门，或“黑五类”家庭，则他在社会上就不大抬得起头来。当然，同样，他的荣誉和地位，错误和责任也是全家的。一个人，如果富贵了，比如中了举，做了官，那就是“家门有幸”，通体光荣，可以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反之，如果犯了罪，出了事，惹了麻烦，那就是“家门不幸”，全家都要跟着倒霉。事情出得小，也许只是全家跟着没有面子；事情出得大，则可能全家跟着掉脑袋，叫做“族诛”，也就是“族灭”、“族夷”，或简称“族”。民间的说法叫“满门抄斩”，史书上的说法叫“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按理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为什么要株连老爹老妈老婆孩子呢？就因为中国文化视家庭、家族为不可再分割的最基本单位。既然不能再分割，则一人有罪，当然也就全家有过了。“文革”中，不少人因“家庭出身不好”，或“父母有问题”，或“有海外关系”而受“株连”，竟很少有人认为不妥，甚至连被“株连”者本人也认为“活该”，道理就在于此。
个人与家庭既然不可分割，那么家即是人。家给户足就是人人丰足，家喻户晓就是人人皆知。国家和政府一声令下，只要家家动员，户户响应，也就万事大吉。所以中国古代主管全国财政，掌天下土地、人口、钱粮、赋税、救济等事务的部门，就叫“户部”。户部原本叫民部。因为唐太宗叫李世民，要避讳，就不能再叫“民部”了。但也不叫“人部”，叫“户部”，就因为国家原本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管理的。直到现代，中国人也往往更看重家庭的“户口”而不是个人的“身份证”，更看重家族的“籍贯”而不是个人的“出生地”。看重身份证和出生地，只是近两年引进西方管理制度的事。又比如，农村开社员或村民大会时，许多地方仍是一家派一人参加；某些费用（如公共卫生费）或公务（如楼道、门栋值“安全班”），也是按户摊派。就连《沙家浜》里胡司令结婚时，刘副官也是通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
难怪中国人要把什么都成说是“家”了，——公是公家，国是国家，老板是东家，老婆是浑家，同姓是本家，全体是大家，别人是人家，自己是自家。农家、渔家、船家、店家、商家、厂家，女人家、孩子家、姑娘家、学生家，行家、专家、野心家，没有什么不是“家”。当然是“家”了，“家”是“本位”么！
家国一体
家庭是最基本的单位，也是最常规的单位。
中国传统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说白了，就是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家庭。小农生产和小手工作坊的生产单位，原本就是“夫妻店”、“兄弟船”、“父子作坊”。江湖、帮会、武林、戏班等组织也一样，师为“师父”，师之妻为“师娘”。朋党是门户，宗派是门派，学派是门墙，学生是门生，同学是同门，同门之间是兄弟，而门徒一旦有过错，施以惩罚的依据也往往是“家法”、“家规”。这就说明，家庭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结构的“普遍性模式”，确乎“放之四海而皆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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