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公”
个人向单位“伸手”，地方向中央“哭穷”，之所以那么“理直气壮”，毫无愧疚不安之感，就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孩子向妈要奶吃，是天经地义的事。“党是我的妈，厂是我的家，没有钱用向‘妈’要，没有东西到‘家’里拿（国有企业的许多资产就这样流失）”，有什么不对？岂但“并无不对”，而且“合情合理”。这“情”，就是前述“恋母情结”；这“理”，则是所谓“公平合理”。公平合理当然没什么错，问题在于什么是“公”，什么是“平”，要合的又是什么“理”。
先说“公”。
“公”有两义，一是“公有”，二是“公平”。什么是“公有”？在中国人看来，所谓“公有”，也就是“大家共有”。比如家有，就是家人共有。国有，则是国人共有。如果是几个人合伙、入股、集资、凑份子，则归这几个人共有，也是“公”。反正，只要不是“私”（个人所有），就是“公”，叫“背私为公”。
公有既为“大家共有”，自然“人人有份”。而且，越是“公”（即共有者越多），就越是“人人有份”。所以公路人人可走，公车人人能坐，公园人人该游，公费人人得花，公费吃喝当然人人该来。如果别人有份而自己没有，便要大叫“不公”，可见“公”就是“人人有份”。至于建设公共设施，维护公共秩序，爱护公共卫生，保卫公共财产等，则又当别论。因为这不叫“人人有份”，而叫“人人有责”。“人人有份”是“公”字题中应有之义，无须启发，人人皆知；“人人有责”则似乎大家都不知道，必须诉诸教育，时时提醒。所以街头巷尾的标语，只会写“爱护公物，人人有责”，决不会写“公费吃喝，人人有份”，然而号召力却正相反。
既然“公”就是“人人有份”，那又何必区分公私？更无妨“化公为私”。比如用公家的车接送自己的亲朋，用公家的电话谈私事，用公家的稿纸写私人信件，用公家的电脑玩电子游戏等等，更遑论以权谋私或多吃多占了。问题不在于这些具体行为，而在于其“理论根据”：“咱们连人都是公家的，拿点东西算什么？”也就是说：“我是公家的，公家的当然也就是我的”，这不是“公私不分”的必然逻辑么？我就曾亲见一个逃票的乘客在车上理直气壮地和乘务员大吵：“公共汽车么，要什么票！”很显然，在一些人看来，所谓“公共”的，就是“人人有份”的。人人有份，也就人人都可以去“吃”一口。惟其如此，阿Q才胆敢公然去摸小尼姑，而且摸得“理直气壮”。因为在阿Q及其同志看来，僧尼既已“出家”，当然“无私”。无私即公，即共有，即“人人有份”。那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甚至就连国家政权也是“人人有份”的。当年，刘邦因蒯通劝说韩信谋反，要把蒯通下油锅，蒯通便同样理直气壮地说，秦王朝既然丢了自己的“鹿儿”(政权)，普天下的人都争着去抢它，当然是谁的个子高腿子长跑得快，谁就得到它哪！也就是说，帝位这只“鹿儿”，原本“人人有份”，那么你刘邦“摸”得，难道韩信就“摸”不得？可见“人人有份”的思想，也是由来有自。“天下为公”么！只是到了后来，“天下为家”了，一般人不敢再有“非份之想”，“人人有份”才变成了“人人有责”。
然而所谓“人人有责”其实往往是扯淡。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靠不住。你想，天下兴亡那么大个事，匹夫匹妇们如何负得了责？也不过是为某些人的假公济私、盘剥百姓提供一个借口罢了。比如借口“国难当头”而多征税款，或者借口“建设乡梓”而大刮地皮。事实上，历史上的贪官污吏在中饱私囊的时候，野心家、阴谋家在篡国夺权的时候，都无不打着“为公”、“为国”、“为天下”、“为人民”的旗号。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遮人耳目”，另方面却也未尝没有使自己更加“理直气壮”的心理因素在内。似乎只要这样一来，他们无论如何谋私，便都“师出有名”了。在这方面，林彪、江青一伙干得要算最为“出色”。他们干脆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斗私批修”运动，在最大程度地剥夺每个公民的财产权、思想权、隐私权等一切权利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欲和权欲。比如康生，就曾经趁“文革”中“破四旧”之机，搜刮了一大批国宝级的文物；现如今的那些巨贪国蠹，则不知侵吞了多少国有资产和民脂民膏。这些事情，难道咱老百姓也有责？这些东西，难道咱老百姓也有份？
所以，谁要以为“天下为公”，他便当真事事都有份，那他就是犯傻。
所谓“平”
“人人有份”就是“公”，“大家一样”则是“平”。
什么是“平”？平就是均等、齐一，如“平起平坐”是地位相等，“平分秋色”是各得一半。一个群体，一个单位，怎样才算齐一均等？当然是吃喝拉撒大家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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