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到“兄弟单位”参观、学习、开会时，说自己单位各方面都不如对方单位，甚至“差得远”。因为本单位的同行者都知道，这是为了给对方面子而说的“客套话”，当不得真。不过，即便是这种客套话，一般也只能由带队的领导说，而且要说得空洞，不能有太多的具体内容。当然，为了表示虚心学习的诚恳，也不能一点具体内容也没有。所以，这种话只能由带队的领导说。如果由一行中地位最低的小青年来说，不但掌握不住分寸，还会有“吃里扒外”之嫌，而且对方也不会“领情”。
至于回到本单位，则又是另一副面孔。因为这是在自己“家”里，说话可以放肆，行为也可以随便。不但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本单位的一切福利待遇和种种好处，而且可以“理直气壮”地要工资，要奖金，要级别，要职称，要住房，要……。倘若不如意，便要闹情绪、提意见，比如称病不来上班，“磨洋工”，既不辞职也不工作地“占着茅坑不拉屎”，故意在吃饭时找到领导家里去让他不得安宁，给上级写信或在上级检查工作时去“告状”，让本单位领导难堪等。闹情绪的理由多半是“都是一个单位的，为什么他们可以（比如晋级、升工资、分房）而我就不可以？”提意见的依据则多半是“看看人家单位是怎样做的？”“为什么人家可以我们就不可以？”
这时，单位又成了随时可以祭起即用的法宝。遇到这种情况，单位的领导往往自己就首先觉得“理亏”，于是极尽安抚劝慰之能事，就像父母拿糖去哄不听话、闹别扭、耍孩子脾气的子女。如果领导没有这样做，而是公然搬出规章制度来弹压，单位上其他人就会抱不平，认为该领导没有人情味。当然，如果不多少给一点“实惠”，只是“拿好话甜和人”，则又可能被视为“滑头”。高明的办法是设法调剂和弥补。比如张三李四年资能力贡献大体相当，张三升了级，李四没有，便可以安排一次公费出国等等。
上述种种，之所以虽然在逻辑上并无多少道理，却又被人公认为“理所当然”，就因为无论领导抑或群众，都在潜意识上把单位和个人融为一体。既然融为一体，当然也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了。事实上，许多单位，如工厂、学校，都会张贴悬挂这样的标语口号：“团结起来，振兴我厂（校）。厂（校）荣我荣，厂（校）耻我耻”，亦在有意无意的强化这种“一体意识”。
同理，既然“俱为一体”，则单位上有的“好处”，也就应该利益均沾，人人有份，才是“有福同享”。当然，如果单位上有了困难，大家也应“有难同当”。这时领导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群众暂时放弃和牺牲某些个人利益，共渡难关。在这个时候，率先主动提出放弃和牺牲个人利益的，就叫“识大体”。也就是说，个人是“个体”，集合起来是“集体”，团结起来是“团体”。集体和团体当然是“大体”。因小失大，便叫“不识大体”，何况小大之“体”，早已融为“一体”？更何况单位上平时关怀我们，照顾我们，这个人情又岂可不回报？
不难看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群体意识”，在“单位”上确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发展到了一种无可挑剔的极致境界。
安身立命之所
实际上，“单位”的产生，正是“群体意识”所使然。
什么是群体意识？就是认为人首先是“群体的存在物”。离开一定的群体，人就不能作为人而生存。因此，每个人，就都必须依附挂靠某一群体，以为“安身立命之所”。所谓“安身立命”，也就是生活有所依靠，精神有所依托。无此依靠依托，便如无本之木、无水之鱼，身既悬于空中，心里当然也没有着落。要知道，中国人是不但生前要有依托，就连死后也要有所归宿的。于是，有钱有势如皇帝，便在生前大造其陵墓；无钱无势如平民，则大造其棺材。在旧中国，稍有积蓄者，都要在生前打一副自己喜欢的棺材，堂而皇之地放在家中，既是安慰也是装饰。孝子在父母生前为他们打一副棺材让他们高兴，病人临终前望着棺材而心满意足，似乎一生的劳累就只是为了这一归宿。
怕死、讲吉利的中国人，偏偏对棺材“情有独钟”，表面上看匪夷所思，细细一想却大有道理。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固然怕死，却更怕“死无葬身之地”，成为“孤魂野鬼”。所以放一副棺材在家里是极其荣耀的事，也是非常吉利的事。它不叫棺材，而叫“寿木”，每年都要油漆一次。油漆的次数越多，就越荣耀，越吉利。因为它不但意味着主人的长寿，也意味着他有能力把握生前，安排死后。相反，如果死后连棺材都没有一口，则多半意味着生前也“身无所凭”。总之，无论生前死后，都要有所依靠，有所依托，有所安顿，否则便会导致强烈的失落感，“落落如丧家之犬”。狗尚且不能丧家，而况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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