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原则
人情的基本法则是“回报”。
中国人很看重回报。在中国人看来，“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是天经地义的事。有恩不报固然是小人，有仇不报亦非君子。不过，相比较而言，中国人之重视报恩，又甚于报仇。一个人，如果忘恩负义，便“不是东西”；如果恩将仇报，更是“丧尽天良”。但是，如果报恩的程度大大超过施恩，则会受到舆论的一致赞扬。无论怎样加倍地回报，都不会视为过分，甚至干脆就公开宣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报仇就不同了，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是“仇”的大小。如果只是轻度伤害，或是无意得罪，则“冤家宜解不宜结”，最好讲和，不必“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也不要“睚眦必报”，睚眦（yázì）就是怒目而视，引申为小怨小忿。如果别人只是横了你一眼，也要报复，舆论就会觉得你“过于计较，不好相处”，也就会弄得自己没人缘。二是报的分量。一般地说，以等值为宜。如果人家不过只是踩了你的脚，你却要砍人家的腿，便太过分，也“太不像话”。三是复仇者与结仇者之间地位和力量的对比。如果地位力量相当，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舆论界一般只作“壁上观”；如果是弱者向强者复仇，便会赢得同情、支持和敬佩；如果是强者向弱者复仇，事情就比较麻烦了。因为重人情的中国人，其同情心总是在弱者一方的。除非双方所结之仇非常之大，且结仇时强弱正好相反，否则便难保不会有人出来打抱不平。所以，当韩信功成名就，衣锦还乡时，对当年有“一饭之恩”的漂母，便报以千金；对当年使自己遭致“胯下之辱”的少年，则不予追究，便是深知上述原则之故。
中国文化之所以鼓励报恩，而对报仇作一定的限制，是因为报恩只会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有利于群体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报仇则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敌对，不利于维系群体，甚至会破坏社会秩序，造成动乱。如果睚眦必报，则更会没完没了，天下大乱。总之，鼓励也好，限制也好，都本之于“群体意识”。
但不管怎么说，回报总是必须的。如果人力不足以回报，便寄希望于“天意”；今生不足以回报，便寄希望于“来世”。报恩，可以是“变牛变马”、“结草衔环”；报仇，亦不妨化作厉鬼前来索命。故民谚云：“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这鬼不是别的，便正是受害人之冤魂，以及同情弱者专打抱不平的厉鬼。中国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一切都报”。总之，肯定性的情感（恩爱）也好，否定性的情感（仇恨）也好，都必须回报。不懂得这一点，便是“不通人情”。
人情为什么一定要回报呢？就因为情感是要有回应的。比方说你爱一个人，人家却不爱你，就爱不下去；恨一个人，人家却不恨你，就恨不起来。何况人情之于中国人，并不只是一种内心体验，更是一种重要手段，是用来维系群体的，因此非得回报不可。
维系群体的办法、手段、条件很多，但都不如人情可靠。就说法律。法律当然是有权威的。但法律管得了“迹”（行为），管不了“心”（思想）；只能保证大家都循规蹈矩，不能保证大家都同心同德。甚至就连循规蹈矩，也未必能保证。一旦执法不严，或法制不到之处，便立即是另一番景象。更何况，对于朝廷王法，中国人虽不敢硬顶，却敢软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能“化千斤为四两”，哪里靠得住？
利害就更靠不住。利害只能结成一种临时性的、松散的关系。有利时趋之若鹜，有害时作鸟兽散；或遇害时团结一致，胜利后又自相残杀。所以酒肉朋友最不可靠。有酒有肉是朋友，无酒无肉如路人，甚至为了争夺酒肉，反目为仇，刀兵相见。
就连面子，也很可疑。面子毕竟是“面”，是表面的东西。这就难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面对面时喊哥哥（称兄道弟），背靠背时摸家伙（你死我活）。人情就不同了。它在本质上是“情”，而情感是发自内心的，也就最为可靠。面子可以作伪（假面），情感却必须真实（衷情）。面子有大小，情感也有深浅，但情感的深浅并不以面子的大小为转移。出于面子为人办事，难免敷衍，或尽力不尽心；出于情感为人办事，则会尽心尽力，两肋插刀。当一个群体的每个成员都是出于情感而团结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团结就是心甘情愿的，而这种群体也就势必是坚不可摧的了。
所以中国人要讲人情，而且要讲回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投之以桃，你报之以李。如此往返相报，则情感更深厚，友谊更绵长，关系更密切，群体也就更巩固。
左右为难
然而，人情的回报这事，认真做起来，又很难。
我们知道，“还情”的前提是“领情”。一个人，好心好意把人情送给你，你当然要领受，并表示感谢，这就叫“领情”。这事看来简单，其实不然。因为第一，人之所送，未必我之所需。如果自己并不需要，那么，是收还是不收呢？不收是不通人情，收下又没有用，还要平白无故地增加一个负担（因为收下的人情终究是要还的）。但人家是一片好心，岂可拒人于千里之外？也只好来者不拒，照单收下，然后再琢磨着如何还回去。想想真是何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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