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先从共和说起。
纵览世界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古典共和国，还是现代共和国，几乎都是商业国家。古代的雅典共和国是，罗马共和国是，中世纪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国家是，近现代的英国和美国也都是。英国作为虚君共和国，美国作为联邦共和国，都是商业共和国。相反，那些“货真价实”的帝国，比如中华帝国和蒙古帝国，则多半是农业民族或游牧民族建立的。农业民族崇尚权力，游牧民族崇尚武力，而帝国，恰恰是一种既崇尚权力又崇尚武力，依靠武力来获得和维系权力的制度（参见本书第一章）。
这就与“天下为公，和平共处，选举换届”的共和精神相去甚远。当然，农业民族也热爱和平，中华帝国也主张天下为公，大清王朝也做到了五族共和。这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农业帝国与牧业帝国的不同之处。当然，只要水草丰足，不受侵犯，游牧民族也未必发动战争，他们同样热爱和平。但相比较而言，农业民族更希望安定和稳定。因为只有社会安定，政局稳定，一无天灾，二无人祸，农民才可能有收成，也才能通过辛勤劳动和逐年积累慢慢走向小康。但是，手无寸铁一盘散沙的个体农户们，是没有能力来维护安定和稳定的。他们只能寄希望于集权政治，即依靠一个强势政权来维持秩序，以免他们受到侵犯和骚扰。要知道，在那些既无国内法又无国际法的年代，侵犯和骚扰是很容易发生的——境外有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乡里则有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只有帝国才能保护他们的安全，也只有帝国的长治久安，才能给他们以奔向小康的希望。这是每到天下大乱时，他们总是会盼望“真命天子”早早出世的原因。于是事情竟是这样：帝国的和平共处其实是靠权力和权力背后的武力来维持的，天下为公则不过是维护统治的借口，其实质是产权国有、治权王有，而非政权共有。至于定期选举，换届执政，就更是免开尊口——帝国并不同意，民众也没兴趣。希望安定和稳定的帝国臣民，并不喜欢执政者的频繁更替。
共和精神与共和制度只能产生于商业民族，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商业民族就比农业民族或游牧民族高尚或高明，而只因于获利方式的不同。正当的获利方式是辛勤劳动，这在农业民族、游牧民族和商业民族那里都是一样的。但如果要巧取豪夺，那么，商业民族更倾向于巧取，而不是豪夺。谁都知道，商业上的成功，主要靠精心策划、反复计算和讨价还价，而不是靠明火执仗、打家劫舍。动用武力的事情也有，但那多半是为讨价还价铺平道路或创造条件。如果全凭暴力掠夺，那就不是商人，而是强盗了。
所以商业民族也更主张谈判，而不是战争。所谓“谈生意”，就是说，所有的生意都是谈成的，不是打成的。即便进行“通商战争”，轮到做生意时，还得谈。通商不同于掠夺之处就在于，任何交易都得有个商量。反过来也一样。只要能商量，任何事情都可以看作交易，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包括政治问题。这就是“和”，即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交易能够最终达成，其方案一定是“互利”的；争端能够和平了结，其方案必定是“双赢”的。互利和双赢不是一方压倒或吃掉另一方，因此不但是“和”，而且是“共和”。
政治争端的解决既然被视为交易，当然也就要按照商业的方式和规则来进行。首先是要谈，即“主张”，相当于商业活动中的推销产品和报价（包括陈述定价的理由）。这是需要专业能力和专门人才的，由此便产生了职业政治家，比如议员。议员虽然名义上是民选，实际上不可能得全票，其实只是政治主张相同或接近的一群人选出的，是他们的政治代言人，与公司派出的商务代表没什么两样。议员的任务是同其他的代表去“谈生意”，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制度就是“议会民主”和“代议制”。这种制度在商业民族那里一点都不难理解，因为这就像把自己的业务交给中介公司或专业公司去打理，比如找专门的会计公司帮自己算账，找专门的投资公司帮自己理财。选举议员，则不过找那些专门搞政治的人，来代理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在现代商业社会已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也是一种有效率的做法。所以，只有在商业共和国的早期，他们才会实行“直接民主”的制度。因为那时他们大多是“个体户”，每笔生意都是自己亲自去谈的。
交易要想成功，不但要谈（主张），还得让。这就是“妥协”，相当于商业活动中的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不仅包括要价，更重要的还是让价（当然要有底线）。只有讨价没有还价的买卖不是买卖，也不能成功。双方各让一步，交易才能达成。如果一方自以为大权在握，另一方自以为真理在手，或者双方都唯我独尊，谁也不肯让步，那就只有“互斗”和“一边倒”，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了。事实上没有妥协就没有共和。美国的1787年费城宪法，就是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伟大妥协”的产物。其结果是各种政治力量的长期共存，和平共处，互相监督，轮流坐庄，这就是“共和政治”。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