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梦梦”弹到了曲子最精彩的地方，忽然从琵琶里面掏出了一把匕首，刺向了乾隆，也幸好当时护卫眼疾手快，乾隆毫发无伤躲过了这一击。
“梦梦”见事不可为，转身跳出了画舫的窗户，落入秦淮河里，从此不知去向。
后来调查了才知道，“梦梦”本名徐华兰，是徐夔的孙女。虽然徐夔本人死了，他的家人还是难逃厄运，当初徐华兰的娘是怀着她被充入教坊的。
她刺杀乾隆不只是为父报仇，可能还因为她参与了“反清复明”组织，不然仅凭一个“瘦马”怎么会逃过那么多官差和“粘杆处”的追捕。
满清入关后，发现了汉地的腐败，从顺治开始就禁除女乐教坊，但一直收效甚微，反而还有人想要恢复唐宋时期那种教坊的规模。
出事后乾隆没有问责卢见曾，卢见曾平平安安得混到了乾隆二十七年告老还乡，过起了隐居生活。
然而到了乾隆三十年，乾隆第四次下江南，这一次没有之前那么快乐，因为江南发生了严重的水灾，造成粮食欠收。
那段时间亚洲的气候都不大好，1770年孟加拉发生了饥荒，本来就减产的粮食因为东印度公司的搜刮，饿死的人就更多了。
治水必然会用到水利，水利工程可是比不小的开销。
经过彻查后1768年两淮盐引案爆发，卢见曾又被抓进了天牢，按罪论绞。
当时纪晓岚也就是帮姻亲卢见曾说了两句好话而已，然后就被发配新疆了，这下没人再为卢见曾求情了。
等他死了三年后才有人给他昭雪，那时候纪晓岚已经从新疆回来编撰四库全书了，它比永乐大典容量还要多几倍，而为卢见曾求情的正是擅长海塘工程的刘统勋。
传统社会对法家没有好感，历朝历代都会结合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史实给予其非常负面的评价。
儒家从孔孟开始就崇尚重义轻利、人性本善，而法家，尤其是商鞅和韩非都是相信人性本恶的。
商鞅重刑轻罪，动辄挖鼻子割耳朵，还曾一日之内在渭水边处决过700名犯人，整条河都被染红了，他认为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让人畏惧才能制止人为恶的心。
韩非是个结巴，他认为君臣之间只有利害关系，没有父子之亲，利益所在的地方，人就会忘了好恶，使弱者变强，怯者变勇，勤于耕织者勇于杀敌。
荀子认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处于争夺。
表面上看着顺从的人并不是真的顺从，而是为了争夺更多的利益，韩非认为，为了利益，人们除了争斗外还会合作，为了更大的利益，仇人也会握手言和。
商鞅之策没有给社会留下道德和价值观的选择，一切社会关系都变成了利益与刑法的关系。单纯强调功利而忽略道德会大量释放人的自然和生物欲望，秦国军人为了战功，不仅作战时勇猛，连战俘和平民也杀了，为了获取更多的人头，秦国也因此烙上了永远无法洗刷的“暴秦”、“虎狼之师”的痕迹。
商鞅变法是因为秦孝公的支持，在秦孝公死后他就没有了靠山，原本他打算连夜逃跑，却发现要住店的时候没有带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按照当时的法律入夜后还在外游荡的人是会被抓的，商鞅这才明白自己变法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秦惠王即位后贵族们要求车裂商鞅，秦惠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可是变法还是要继续下去。等到了秦昭襄王的时候，秦国已经有一统天下的局面了。
《战国策·魏策四》写了一个故事，秦昭襄王派人对魏国的安陵君说想用五百里地换取安陵。
安陵只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小国，加起来都没有五百里。在战国初期，魏国还是个很强盛的国家，是战国七雄之一，曾与韩、赵一起三家分晋，到了战国中末期已经是个小国了。
安陵君很轻易就看穿了秦王提出的“丰厚条件”背后的阴谋，以秦国的国力和军队，岂是安陵可以战胜的，如果秦国不让那五百里地，那么他会白白赔了安陵，于是安陵君派了一个“老臣”唐雎出使秦国。
唐雎90多了，比70古稀还要多20岁，对他用刑死得更快，即便他没有荆轲那么大胆，可是他什么都敢说，他对秦昭襄王说“别说区区五百里地，千里的土地也不敢换。”
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
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
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
秦王曰：“布衣之怒，不过是除帽光脚，以头抢地耳。”
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专诸刺吴王僚的时候，彗星袭月；聂政刺韩傀的时候，白虹贯日；要离刺庆忌时，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现在加上我就要成为四个人了。若士必怒，就要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就像今日这样。”
说完那个老头就拔剑要同归于尽。
秦王这时变了脸色，和唐雎客气了起来，然后韩国和魏国虽然亡了，安陵却暂时得以幸存。
后来荆轲刺杀秦始皇，燕太子也是穿着一身白衣送他的，就像挽歌唱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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