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印刷的发明，可以说是为人类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这里面，古代华夏的平民发明家毕昇的功绩不可磨灭的。可是关于毕升的生平事迹，人们却一无所知，幸亏毕昇创造活字印刷的事迹，比较完整地记录在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的名著《梦溪笔谈》里。1965年出土一件印本残页《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有关专家考证认定为是毕昇之后大约50年北宋时期的泥活字印本，应是迄今发现存世最早的活字印刷品。
雕版印刷一版能印几百部甚至几千部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刻版费时费工，大部头的书往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存放版片又要占用很大的地方，而且常会因变形、虫蛀、腐蚀而损坏。印量少而不需要重印的书，版片就成了废物。此外雕版发现错别字，改起来很困难，常需整块版重新雕刻。活字制版正好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准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就可随时拼版，大大地加快了制版时间。活字版印完后，可以拆版，活字可重复使用，且活字比雕版占有的空间小，容易存储和保管。这样活字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了。用活字印刷的这种思想，很早就有了，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
但泥印还是有问题，那就是活字的强度不够，使用过几次之后，活字就容易变形，容易损毁，所以曹岩直接就让梁山的工匠用铅来制造活字。铅活字印刷术，这又是好几百年之后才会出现的新技术，在印刷技术上没什么变化，但却在材料上发生了改变，这样一来，活字的强度就有了保证，铅活字用个上百次甚至是几百次都毫无问题。
有了纸，有了印刷术，扶桑这边的墨不太好，但没关系，能印刷就行。
大批量印刷出各种教材，全部免费投放到了扶桑各地，而且曹岩要求扶桑上下搞免费蒙学，适龄儿童必须入学学习，这属于强制的行政命令，任何人不得违抗。
至于说传授内容，考虑到扶桑人和大陆人还不一样，他们所传承的毕竟不是汉家正统，所以曹岩直接把“三百千”拿出来作为教材。
所谓三百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的简称，在古代，这三本书就是儿童蒙学最主要的读物。
这其中，《千字文》是最早成书的，早在南朝梁武帝时期，即公元502到549年，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就奉皇命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1000个字，编纂成文，是为《千字文》。文中1000字本来不得有所重复，但周兴嗣在编纂文章时，却重复了一个“洁”字。因此，《千字文》实际只运用了999字。
除周兴嗣版《千字文》之外，另有《续千字文》、《新千字文》等不同版本的《千字文》。《千字文》以儒学理论为纲、穿插诸多常识，用四字韵语写出，很适于儿童诵读，后来就成了华夏古代教育史上最早、最成功的启蒙教材。宋明以后直至清末，《千字文》与《三字经》、《百家姓》一起，构成了我国人民最基础的“三、百、千”启蒙读物。旧有打油诗云：“学童三五并排坐，天地玄黄喊一年”，说得就是这个。事实上，不仅汉民族用作儿童启蒙教材，一些兄弟民族也使用，甚至传到了扶桑。
可惜扶桑的当权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里面的问题，所以他并没有下令将《千字文》的内容传播下去，最多是私底下有些传播，但却并没有完全推广开来。
而《百家姓》呢，传播广度相对来说就更小了。毕竟此书成于北宋初年，乃是钱塘的一个书生编撰蒙学读物，他将常见的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很像一首四言诗，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由于内容与姓氏相关，《百家姓》的前几个姓氏的排列是有讲究的，如赵是指赵宋，既然是国君的姓，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国王钱俶的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李氏等等。
因为成熟较晚，即便在大宋境内，《百家姓》也没有完全推广开来，更不要说扶桑了。
但这本书的价值是不用多说的，《百家姓》既是一本启蒙教材，也是一本记录华夏姓氏的书籍。其内容来源于姓氏的发展。在《百家姓》之前，有关姓氏的文字记载可以上溯至商代甲骨文。战国时有史官编著的《世本》，记载黄帝至春秋时期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居邑等等，可惜到宋朝已经逐渐毁坏。这才有了《百家姓》的出现，虽然并非官方作物，但当时口传心授的方式在社会上占据主流，所以很多东西还没有失传，以至于这本书能顺利成书，并且流传下来。
最后一个成书的，应该就是《三字经》了，关于《三字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说法不一，大多数后代学者倾向的观点意见是“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即王应麟为了更好的教育本族子弟读书，于是编写了融会经史子集的三字歌诀。王应麟是南宋人，《三字经》原著中的历史部分只截至到宋朝为止。随着历史的发展，为了体现时代变迁，各朝代都有人对《三字经》不断地加以补充，清道光年间贺兴思增补的关于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共计二十四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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