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的大名，那就太多人熟悉了。
隋炀帝两征高丽，结果国破家亡；唐太宗李世民晚年三征高丽，不过也都以失败告终。直到唐太宗病崩后，其子唐高宗李治这才汲取了他的教训，改取先灭百济，再灭高丽的战略，一则孤立较强大的高丽，二则拓宽了进高丽的通道，先后发兵50万，征战10余年，最终取得了平定朝鲜半岛的胜利。唐高宗还将高丽划分为九都督府，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由薛仁贵督兵2万镇守。
隋炀帝三伐高丽，其实很多时候是没办法。
首先，史上高丽与华夏的关系通观先秦至隋文帝时期高丽与华夏的交往可见：华夏与朝鲜血缘上有渊源关系；汉武帝设朝鲜四郡，又将其划归为华夏的行政区域，确立了两地的藩属关系。隋唐统治者正是以这两点为借口，伐其不恭。毕竟华夏分乱之时，高丽趁势扩张；强大时，朝贡中国，接受分封，所以从本质上讲，高丽与华夏历代王朝动态的平衡关系是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对比基础之上。
其次隋初的国际形势隋初的经济繁荣为隋炀帝征高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国力对比来看，隋朝对高丽是个很大的威胁。同时，处于东夷强国地位的高丽也令隋十分担忧。东夷散列开来并不可怕，但是如果他们因为某种原因联合起来，尤其是高丽与突厥的联合，足以对中原构成潜在的巨大威胁。正因为隋和高丽均感到对方的压力，相互猜忌，所以引起高丽背离隋朝私臣于突厥，从而引发了这场大规模的战争。
第三，国内形势方面，辽东之役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民不堪役，纷纷反抗，国内形势日趋严峻。但是隋炀帝仍然固执己见，不听臣下劝言，执意再征高丽。统治者不顾内患，坚持排除外忧，无疑是雪上加霜。隋炀帝为何在国内形势已动荡不安之时还要发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辽战争呢？当时国内已经是民变蜂起、愈演愈烈了，即使隋炀帝一心着手镇压内乱，全国性的起义也难以立即平定。而国内情急之时，外敌更有可能趁虚而入。赌注性地去攻打高丽，一旦取胜，不仅可以稳定边疆局势，挽回征高丽的负面影响造成的损失，而且可以消除人民起义的根源，迅速稳定国内形势。
当然了，征高丽，隋炀帝个性因素也很重要。
隋炀帝博学多才、有谋略。此人又一贯好动，久静思动，就想着做些什么。然后是猜忌多疑，不听劝。这些性格因素，都让隋炀帝走上了征高丽的道路。
最后就是核心集团的作用了，据《隋书》记载，裴矩等五人“时人称为‘五贵’”。裴矩当时是隋炀帝边境问题和国外民族方面的主要顾问，出色的外交家。正式因为裴矩提醒炀帝，隋文帝征高丽未遂是因为统帅无能，鼓励炀帝用速战速决的方法攻打高丽，并作为战略顾问随他征讨。因此，裴矩在征辽时的策划与鼓动作用不容忽视。综上所述，隋炀帝伐高丽是基于理性分析当时国际形势所作出的决定，不能轻易定位成扩张领土、掠夺财富的侵略战争，不妨看作防御性、自卫性战争似乎更加合理一些。待到后来，局势失控，隋炀帝消极放纵，加之核心集团的奉迎，使征辽战争发展成为不顾国情的赌注性、灾难性战争，导致隋亡。
至于说李世民征高丽，原因就纯粹一些了。
雄才大略、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的唐太宗，之所以决定征高丽，主要是高句丽人对中原王朝的极端羞辱和公然挑衅。
史书有记载，在经过“四次隋高大战”隋军大败撤退之后，高句丽人把隋军阵亡将士的尸骸堆积起来，构成了一道毛骨悚然的“景观”，供其国人观赏。
此举，足以看出高句丽人的残忍和丧失人道。唐太宗知道后，义愤填膺，于贞观五年派人去高句丽收葬了阵亡将士的骸骨，并予以祭奠。收葬、祭奠壮士的骸骨和亡灵，本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不料却引起了高句丽人的万分恐惧。高句丽花费了巨大人工物力，在沿唐边境修筑了高丽长城，自夫余城至渤海，修筑了长达一千余里的“长城”，十六年修成，“以资防御”。不过唐太宗考虑到唐初经过连年战争，将士伤残，国力衰弱，需要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所以李世民迟迟没有动手，而是在积攒力量，等待时机。
事实上，李世民征高丽其实还是顺利的，整个过程中虽然也有小败，但总的而言还是胜场居多。最后无法成功，只能说是天时地利人和方面不争气了。
天时方面，当时已经入冬，补给困难，战线太长，唐军士兵后续无力；地利方面，高丽人本土作战，地势熟悉，还有坚城可守，唐军方面没有这样的优势，自然是久攻不下，地利不顺，导致天和逆转。
最后是人和，高丽人下定决心死守，而唐军方面呢，则是状况频出，比如说在攻打安市城前，唐太宗就得知安市城地势难攻，安市城主杨万春机智勇敢有一支强大的守城部队。渊盖苏文摄政高句丽后，杨万春拒绝接受渊苏盖文摄政。渊苏盖文曾发兵攻打安市城，但没有成功，因此只好让杨万春继续担任其职务。于是乎，唐太宗打算先攻打较为容易的建安城。这样拿下安市城南边的建安城，安市城也就不攻而破。李世勣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如果唐太宗先攻建安城，安市城就会切断唐从辽东的供给线使唐陷入被动。于是唐太宗决定还是先围攻安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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