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从前一天午饭的餐桌上，司徒久安郑重对妻女宣布的一个决定开始的。
司徒久安是生意人，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投入医药经营行业的弄潮儿之一，当然收获了不少的回报。但是除了商人的身份，他更忘不了的是自己的戎伍出身。作为他唯一的女儿，司徒玦对父亲的忆苦思甜早已听得耳朵出趼子了。他是苦孩子，十七岁那年从山区老家参军到部队，凭着聪明和勤奋，在部队稳扎稳打十几年，混到了个团级干部，然后光荣退伍，“很有骨气”地拒绝了地方上如同鸡肋的工作，靠着那点退伍金白手起家，拥有了自己的事业，然后娶了薛少萍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城里妻子，又生了司徒玦这样一个典型的城里姑娘。
后来，司徒玦浸淫在天涯这一“全球华人的网上家园”，看过了无数帖子，最后断定她老爹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凤凰男。好在凤凰男司徒久安老家人丁单薄，少了很多这方面的纠纷，和妻子的感情也一直很好。唯一让妻女略有些受不了的是他对战友之情的眷恋。
说起来，司徒久安从军多年，一场像样的仗也没打过，可是一起当兵的战友和部下在他心里的分量相当之重。在退伍的同僚中，他混得不算差，所以战友每每有困难，对方还没开口，他已经热情地伸出了援助之手。
多年以来，司徒玦也不记得家里来过多少爸爸的“战友叔叔”，家里又曾多少次在财力物力上帮助过爸爸的老朋友，久安堂从创建之初又收容过多少爸爸的旧部下。幸好妈妈薛少萍不是一个小气的女人，她了解丈夫，通常也不计较，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最多念叨两句。而司徒玦从小受父母教导，要重情重义，仗义疏财，更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所以才免去了许多摩擦。
真正的矛盾起源于司徒久安那天在饭桌上沉重地提起了他当兵时一个最好的朋友兼部下。这个部下是个老实人，按司徒久安的话来说，是个说得少、做得多，再好不过的兵，可是这样的人在军营这个同样复杂的小社会中也未必受到重视。在司徒久安的提携之下，好不容易混到了副排长，结果退伍后还是分到一个效益不好的小工厂。最后企业倒闭了，索性回老家务农，娶妻生子，日子过得很是艰难。
这一直是司徒久安心中的一桩憾事，他始终觉得好友没能谋得一份更好的前程，也有自己的责任，所以总想着在经济上能够给予这个好友一定的帮助。偏偏这个姓姚的朋友又是个要强的脾气（后来司徒玦总结，某人的臭脾气和别扭出自遗传，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司徒久安去看望他，他欢迎，可是不管怎么变着法子给他钱，他也不肯收，哪怕他们一家在乡下的日子已经拮据到让人不忍无视的地步。
久安堂逐渐发展起来后，司徒久安不止一次邀请他到公司来打拼，这个朋友仍是拒绝。他说他知道自己对做生意和交际毫无天分，不愿意拖司徒久安的后腿，增加他的负担，只有种地才是他擅长的事，就这样清贫过一辈子也认了。
本来，认了也就认了，各人有各人的命，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偏偏长期的辛苦和恶劣的生活环境让这个姓姚的朋友身体每况愈下，开始不适的时候总拖着忍着，在他儿子的一再要求下才去镇上的医院检查，已然是肝癌晚期，任华佗再世也回天乏力了。
等到司徒久安照常打电话去“叙旧”时，那朋友原本就苦寒的家里已经因为这个注定医不好的病而砸锅卖铁，一无所有了。妻子再也忍受不了这日子，号称外出打工，从此断了音讯，下落全无，只有一个儿子辍了学日日守在病床边。
司徒久安当时就联系了市里最好的肿瘤医院，下定决心要让老战友接受最好的治疗，结果还是晚了一步，只赶上送朋友最后一程，心中悲痛遗憾万分，好一阵都不见笑颜。薛少萍好言相劝了几回，司徒玦那段时间也不敢在父亲面前胡闹，怕触了霉头。这天，司徒久安在饭桌上显得精神十足，这还是老友去世后的头一回。司徒玦母女起初以为他终于缓过了这口气，心里一松，谁知道他却提出打算把老友留下的遗孤从乡下带出来，代为抚养照顾。
司徒玦听着父亲滔滔不绝地说着那男孩的凄凉身世和聪明、孝顺、懂事、勤劳等等美德，惊讶得菜都忘了夹。她并不是没有同情心的人，每次父亲说起那个可怜的姚叔叔时，司徒玦也是有些难过的，但是那样的生活和那样的人毕竟离她太过遥远，像报纸上看到的故事，而那故事里某个悲惨的角色居然要加入到她的家庭，跟她一块儿生活，这未免有些匪夷所思了。
薛少萍的反应更大一些，她静静地听丈夫说完，直到他提到学校已经联系好，明天就专程开车去把那孩子接来，她才明白，丈夫告诉她这件事情，并非是与她商量，而是已经作出了决定，不过是知会一下而已。
这让脾气不错且一直尊重丈夫的薛少萍当着孩子的面重重搁下了碗。她可以接受丈夫多年来一再地把战友之情看得无比重要，也可以接受他为了一个好友的逝去而郁郁寡欢。在她看来，一个好男人应当如此，然而司徒久安无视她作为一个妻子的感受，甚至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就决定把别人的孩子领回家里抚养，不管那孩子有多好，多可怜，这都让她无比愤怒且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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