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说的话是废话，而且还是奇怪的废话，写稿子的不由读书人写难道还由目不识丁的文盲来写不成？读书人不能太有钱更有点说不过去，这不是像龙华民他们那些泰西传教士了吗？以孔圣人的得意高徒颜回为榜样，只能钻研学问安然自得过清贫的生活，那样的读书人不是傻子也是半傻。
见天启有些不明白自己的话，刘宗周说：“皇上，一个国家内一般分为四种人就是士、农、工、商，工匠、商人和农夫都是为了利益才去做本份的事，这些无可厚非可以理解，但是人称为士的读书人是不能跟钱沾上太大关系的。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假如让银钱腐蚀了自己的志向，这样的人当了官眼里只看得见银钱，哪里还知道忠诚与正义呢？就算没有做官的读书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人效仿，他们的脑袋里装的全是银钱，那大明就会全国皆商贾啊！”
刘宗周这话说出来顿时就得到了其他人的赞同，在大明商人就是奸诈之人的代名词，假如全国人眼里都只认钱而没有其它，大明的风气和道德水平必然会急剧下降，那就会跌入万劫不复之境。按开始大家总结的那样，金钱的作用就是驱使人做事，假如每个人都不喜欢做事只想赚了钱让别人去替自己做，那么最后就是每个人都拿着钱等肯做事的人出现，全国就会出现大量游手好闲的人。
刘宗周见大家都赞同自己的话，于是接着说道：“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曾经说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话，就是指有明确道德理想的读书人需要俭朴节约内心宁静。皇上办报纸是为了宣传朝廷的政策还有皇上的德行，而皇上宣扬的也是自由与平等，但是读书人写几篇文章就要从中获得价值不菲的报酬，这让其他人如何理解平等？”
天启说：“看来刘大人只是对给的报酬过高有看法，这个简单可以少给一些就行了，这世间事很多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并不是要么不给要么给很多，合适就好也就是我们开始说的过犹不及和最早商议的中庸之道。”
刘宗周说：“天下事都有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臣担心人心都是慢慢地变得不满足，很多官员一开始都是廉洁的，但是到了最后很多开始廉洁的官员都会变得贪爱钱财，还不如一开始就不给他们机会。皇上几年前就定下了一个经济审察制度，每年都要对官员的家产审计一次，达到了防微杜渐的效果。臣在想现在给报社投稿的人基本上都是凭着自己的本心在说话，没有把钱财看在眼里，假如突然要给写稿的人以报酬，会不会他们今后说起话来就会替有钱人说话？”
刘宗周的话让天启心里有些不自在了，说实话天启的本意确实有用钱分化东林党这块铁板的意思。在大明的里里外外各个集团中，无论是辽东造反的女真人还是北边长城外的蒙古人，包括像运河帮、盐帮这样的社团，天启认为他们都是可以用钱来摆平的。天启唯一觉得没有把握的就只有东林党，从内卫的报告中天启分析出这些人不怎么喜欢钱，心中想的就是如何实现自身的理想，为了理想可以放弃金钱名利，这个确实有些不好办。
这世间的人都有缺点，有的爱财有的好名有的贪色各有所需，对这些有缺点的人可以针对其缺点按方抓药，只要抓的药对了症就没有对付不了的人。但是那些看起来没有缺点或者说其缺点不会轻易暴露的人，对付起来就要麻烦好多，就像抓鸡抓翅膀抓兔子抓耳朵一样，遇到浑身是刺的刺猬就不好下手。假如刺猬一样没有弱点的只是个把个人也好办，放在一边敬而远之就可以，但是遇到一大帮这样的人就无论如何回避不开，得想个办法解决掉。
经过对东林党仔细地分析，天启发现这帮人大多数还是很穷的，不过这也难怪天下的穷人比天下的富人都要有理想一些，毕竟富人都已经很满足了欲望要少一些。当然也不是说富人就没有不满意的东西，但是可以这么说富人不满意的事情一般都是大事情，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事情，不值得在那些事上费脑筋。
天启的意思是你们有话就说出来，躲在一旁嘀嘀咕咕让人心中起疑，就算你们真是忠心无二的人我也要防着你，如此一来大家都累不如给个地方让你敞开心扉倾诉，有话说出来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放那里大家都省事。东林月报就是一个让东林党倾诉想法的地方，你说得对还是说得不对都可以先拿出来让人看一看，说得在理就是替国家做宣传，说得不对可以暂时压下来不发，总比任凭你悄悄地把错误思想随意传播要好。
给稿费就是天启的第二层意思，你拿了我的钱说话时就会要考虑一下再说，没见谁专门反对不断给他钱的人除非这人疯了。就算你是个天生正义感特强的人，拿了我的钱也一样反对我不误，那么你说起话来肯定也会委婉一点没那么多刺。俗话说文人相轻是天性，平时没事时还要邀一群人赋诗斗词争个高下，时间一长每个人拿的钱不一样多自然会不舒服，到时候内部肯定不会像以前那么团结，分化瓦解他们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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